中国网：近年来，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载人航天、“北斗”组网、“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等重大工程接连取得突破性成就，空间探索与应用能力稳步提升。在全面建设航天强国新征程中，中国航天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深入开展航天国际交流合作，以开放姿态共享航天发展成果，为人类和平探索、开发与利用外层空间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就相关话题，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特别邀请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与广大网友共同探讨。
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做客节目。（中国网 郑亮 摄影）
中国网：杨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
杨宇光：你好！
中国网：今年4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成了首批外籍航天员的选拔工作，也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作为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您认为，这一事件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杨宇光：这次公布的我们遴选的国外的或者说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要入驻中国空间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也是意义非常深远的一件事。
国际合作始终是中国航天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航天白皮书》也将它作为我们将来成为航天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尺。所以，我们实现不同层级的国际合作，对中国航天都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和价值，是必须做的事情。
国际合作是有不同的层级的。以我国的载人航天为例，在我们空间站建成之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就列出了四个层级的国际合作。
第一个层级是联合科学实验。由国外的科学家提出实验方案并且研制实验设备，然后由中国的神舟飞船或者说是天舟货运飞船将实验载荷送到天宫空间站，再由中国航天员开展这个实验，最后可能由神舟飞船把样本再带回地球，由国外科学家交接进行研究。
第二个层级是大家已经看到的巴基斯坦航天员将要乘坐中国的神舟飞船来造访天宫空间站，可能是个短期的驻留了。
第三个层级是国外航天器的造访。无论是载人飞船还是货运飞船，目前从各个国家或者各个航天大国主流的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的技术配置来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是可行的。
第四个层级，或者说最高层级，就是舱段级的合作，也就是由国外研制、制造一个空间站的舱段，将来把它发射、对接、连接到中国的天宫空间站上，成为它的一个永久的组成部分。
这四个层级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层级，之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联合国外空司联合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征集科学实验，有多项成果入选，也就是说可以由我们的神舟飞船或者天舟货运飞船送到空间站进行研究，这个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是国外乘组的造访，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现在我们公布了这样的任务，也就代表着我们在国际合作方面，无论是技术条件的准备，以及和国外的沟通交流，最后确定这样的任务的状态，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也说明，我们的神舟飞船已经足够安全，足够舒适，可以支撑这些短期的国外的载荷专家的造访。
未来，我们可以展望一下，国外航天器的造访，只需要将自己的飞船，无论是货运飞船还是载人飞船对接接口能够适配中国的空间站，并且对接过程中的测量系统也能够适配中国的空间站。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第四个层级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这次是我们真正脚踏实地地迈出了第二层级的第一步。我相信，未来也不会仅仅止步于巴基斯坦航天员的造访，也会有更多的其他国家的航天员造访中国的“太空之家”。
中国网：大家都知道，中国航天员的选拔标准是十分严苛的。我们也想知道，外籍航天员的选拔标准和中国航天员的标准是否一致，还是另有侧重？您认为来到了中国空间站，对于外籍航天员来说，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哪里？
杨宇光：过去航天员王亚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强调过一个观点是，太空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去照顾你。同样，太空不会因为你是外国籍而去照顾你。
到今天为止，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太空环境依然是非常恶劣、非常危险的，任何的载人航天活动都是高风险的航天活动。去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必要的步骤就是进行充分的、全面的训练，这对于中国航天员是这样，对外国航天员也是一样。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非常科学的航天员的训练体系。这个体系对于不同的航天员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比如说航天驾驶员，对他的要求是最高的，他除了能够抵抗在发射和返回过程中恶劣的过载和振动条件以外，还要求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尤其是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具备对于飞船各种仪器的响应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具备飞船操控的能力。这是对于航天驾驶员的要求。
另外有一方面，对他们最大的一个挑战或者说是非常艰辛的训练，就是野外生存训练。不管你有没有飞船的驾驶能力，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飞船就完全有可能掉到海里面或者掉到荒漠、森林里面，掉到湖泊上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有可能会偏离预定的落点。我们的搜救团队有可能会过一段时间而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才能到达现场。对于航天员来说，就需要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有可能在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比如我们的历届的航天员他们都会在巴丹吉林沙漠，在戈壁滩进行野外的48小时的生存训练。这个训练不管是对于航天驾驶员、飞行工程师还是载荷专家都是必须进行的，都必须能够扛得过去。
根据过去航天员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的信息来看，这个训练是挑战比较大、比较艰难、痛苦指数比较高的，他们必须经历这样的训练才能确保飞行的安全。我认为，国外的航天员应当也要进行这样的训练。
还有一点，对于外国人来说，其实学中文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比如曾经美国的航天飞机退役以后，有相当长的时间，美国的航天员必须乘坐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造访国际空间站，这是当时唯一的乘组换乘工具。当时对美国的航天员，俄罗斯都要求他们学俄语。甚至包括一些短期的访客，比如说我认识一个韩国的宇航员李素妍，她讲她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学俄语，她也是乘坐“联盟”号飞船短期造访国际空间站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又是必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飞船肯定是由本国的航天员来担任驾驶员的角色。在紧急的情况下，如果说外国的乘客能够讲中文，对于保证他们整个的安全性应当是非常好的。
同时，任何一个乘组都是一个整体。乘组之间，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其他方面要具备相容性，他们要在一起生活和训练很长一段时间，确保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要“对脾气”，这个也是一定要保证的。
整个过程不仅要求这些外国航天员有全面、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结构，能够确保他胜任所承担的任务和科研工作，同时在生理上、心理上都要有很高的要求和条件，这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对于国外航天员，对于我们的航天员都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我们中国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合作或者载人航天的国际合作方面达到一个世界先进水平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中国网：按照目前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如果未来外籍航天员来到中国空间站，他可能首次要进行的是一个短期的驻留。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能做哪些工作呢？
杨宇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天舟十号发射，我们又上行了由人的干细胞研制的胚胎的结构。像这些方面的实验，因为地面有储存的条件，这个实验是到了空间站以后马上就得开展。同样的，国外的航天员虽然只是短期的驻留，他依然可以开展非常丰富的、非常广泛的、科学价值非常高的这些科学实验。无论是生物学方面的实验还是微重力环境下流体物理方面的实验，以及比如说材料的制备、其他空间工程的研究和空间科学的研究。
我认为确实长期的科学实验，施展的空间更大，但从我们中国的空间站进行科学实验的门类来说，绝大多数的方向是可以安排这种短期实验的，由国外的科学家来进行，这方面我相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中国网：这说明它不是人们想象的是个“体验式”的造访，他也是能做许多的科研工作的？
杨宇光：是这样的。刚才我提到的韩国航天员李素妍，因为她是代表韩国的科研机构造访国际空间站的，她在国际空间站开展了18项科学实验，而且也进行了航天科普方面视频的录制等等。所以说，一般来说，对于这种国外的，非旅游的航天员的造访，其实他们都是有多项任务的，无论是在科研方面还是科学普及方面，一般来说都有非常繁重的这个任务。
比如日本最早的航天员秋山丰宽，他是日本第一个造访“和平”号空间站的航天员。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刚到“和平”号空间站的时候，高烧40度。你在地面进行再多的训练，也不能避免这种意外情况出现，但即便在高烧40度，他也需要完成他所有的工作。
无论是航天大国本国的航天员还是通过搭载的方式造访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应当说每个都是非常优秀的，都是经过非常严格的选拔、严格的训练，最后才能够成功地完成他的任务。
节目现场。（中国网 郑亮 摄影）
中国网：中国实施探月工程20多年来，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六号，我们不断刷新着人类月球探测的纪录，有关国家的专家学者表示，在探月方面，中国是最可靠的合作伙伴之一。我们这一份探月合作“可靠”的底气来自于哪里？又有哪些标志性的国际合作项目，充分体现出了中国探月工程始终秉持的“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合作共赢”的原则？
杨宇光：其实讲我们中国的“可靠”，很大程度上应当是指我们技术的可靠。因为我们知道，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六号，我们脚踏实地地掌握了“绕、落、回”的技术。对于任何的月球探索活动，这三方面的技术都是必修课。这方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技术的储备，未来我们进行任何月球的探索活动，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基础都可以成为我们有力地支撑国际载荷的技术条件的保障。
从近期国外的情况来看，国外有多个月球探测器尝试月球的软着陆，但或多或少都出现了问题，甚至有些是完全失败。其实这个就是没有完全掌握技术的原由，而且我们已经可靠地进行四次月球的软着陆，两次月球轨道的交会对接和两次的以第二宇宙速度从月球返回地球。这些成功是我们未来进行同样的任务去支撑国际科学实验载荷的底气。这是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的非常大的一个背后的技术支撑。
我认为，中国的国际合作应当说是由来已久。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资源卫星就被誉为是“南南合作”的典范。
中国的探月工程从一开始就融入了相当多的国际合作的元素。无论是无人的探月还是未来中国的载人登月，它有一个特点，因为进行这种深空的测控通信它是需要一个非常广泛的地面的台站的支持的。我们没法保证我们的国土始终朝着月亮的方向，那就意味着，我们在海外是需要测控站的。所以，中国目前的探月活动或者火星的探测活动，我们在南美洲设的地面测控站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保证中国的探月飞行器以及中国的火星探测器在关键的节点始终有来自于地面测控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我们的月球探测活动早期也和欧空局有合作，也就是欧空局给我们提供一部分的测控支持。这是我们从国外得到的帮助。
中国在整个探月工程中，从整个的“绕、落、回”的过程，尤其是我们从落月开始也大量地搭载了国外的、来自各个国家的科学实验的载荷。
我本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激光反射器，来自地球的激光发射到这样的角反射器，它可以把这个激光原路反射回来，可以进行精确的地月距离的测定。而我们的“嫦娥六号”在月球的背面，它的着陆器上安装了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激光反射器。未来，如果我们要通过航天器，对我们“嫦娥六号”的着陆点要进行激光测距的话，那我们就有目标了，也就是来自意大利的角反射器。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包括阿联酋等国家的一些空间环境的探测设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巴基斯坦的第一颗绕月卫星是中国给搭载发射的。所以，这些方面的合作，从工程层面已经和其他国家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而工程方面的合作意味着两个国家可以在工程上有深度耦合的技术接口，意味着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在技术层面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级。
同时，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样本以及嫦娥六号带回来的样本也作为国礼送给其他来访的一些国家的元首。更大的意义在于，我们从月球不同的区域带回了样本，不论多少，只要是在不同区域的样本一定是有极高的科学价值的。我们赠送给其他国家的科研样本相信未来也一定有非常多的科学的产出。
根据中国国家航天局官方网站的公布，现在申请嫦娥五号、嫦娥六号的科研样本，中国的科学家可以申请，国外的科学家也可以申请。我们来自于月球的这些土壤和岩石样本是供全世界的科学家来提高我们对月球的演化和历史的认知，是为全世界做贡献的。
今年我们就要发射嫦娥七号探测器。嫦娥七号探测器和未来的嫦娥八号探测器，这两个探测器就将构成中国为主的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这个科研站是位于月球南极附近的，南极它已经是未来的月球探测的一个热点。对于未来，我们建立长期有人值守的月球基地以及实现月球的开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国际月球科研站它可以由我们中国的探测器携带国际的载荷，也可以由国外发射探测器，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这两个方面，应当说它的工程和科学的价值同样都非常大。
目前，人类是处在一个从月球的探索阶段走向月球开发阶段，转折的、承上启下的阶段。目前国外已经有无人的探测器以及载人飞船进行落月或者绕月的飞行了。
未来，我们中国也将进行载人登月的活动。月球将作为人类深空探索的热点一直存在下去。
对于国际合作来说，有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可以降低很多的国家决策的门槛。月球的探索活动已经不仅仅过去国家队才能够承担的角色了，而是很多的商业公司也可以参与进来了。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投资非常巨大、周期非常漫长的大项目，国际合作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担经费的负担，不同的国家就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来实现这样的项目。
所以，国际合作在探月与深空探测领域应该是一个国际主流。中国其实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未来我相信，这个趋势也一直会持续下去。
中国网：中国的北斗系统在建设之初就一直坚持的是开放合作这样的态度。如今，“中国的北斗”已经建成为“世界的北斗”，我们想知道，北斗系统在提供全球服务时具有哪些独特的技术优势？它的国际影响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宇光：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我们第三代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没有采用单一构型的星座。比如说过去俄罗斯的“GLONASS”（格洛纳斯），美国的“GPS”，还有欧洲的“Galileo”（伽利略）系统都使用单一的构型，就是它用的是同一类卫星，只是在2万公里左右的高度，轨道倾角大约是55度的卫星来构成这样的系统。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有轨道高度是2万多公里，轨道倾角大约是50多度的卫星。同时，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还有处于定点的静止轨道卫星以及从地面看在画“8”字的这种倾斜同步轨道卫星。
中国北斗系统它有一个特点，在整个亚太地区，它的精度是更高的。亚太地区基本上覆盖“一带一路”区域。所以，换句话说，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来说，北斗导航系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应当说它可以获得更高的导航的精度。
我们整个系统也具备全球导航能力，而且“世界的北斗”还有一个非常优异的特点，是我们在“北斗”导航卫星上增加了“短报文”功能。现在每一个短报文的容量比过去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了。对于全世界的用户而言，不仅能够提供它的定位和授时的信息，甚至一些关键的信息可以通过短报文去发给全世界其他的受众。
对于全世界的用户来说，“北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导航、定位、授时，而是结合了时空基准和短报文功能或者通信功能的一个综合的系统和服务，在这些方面是其他的国家全球导航系统所不具备的。
北斗导航卫星这样的导航系统以及我们提到的通信卫星、遥感卫星或者对地观测卫星，这几类卫星它的特点是可以直接服务于我们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如果你有机会去国外旅行或者访问，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安装一个导航卫星状态显示的软件，你就会发现，无论你在哪个国家都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有显示北斗导航卫星的信号。从这个意义来说，你是可以走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北斗”的服务的。
目前这四大导航卫星系统它使用的是相同的导航原理。如果你的手机里面的导航解算系统能够兼容这四个导航卫星系统，在同一个地点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导航卫星的信号，那就可以更快地解算出自己的位置，获得更精确的时空基准。从这个意义来说，也是体现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中国网：近年来，中国航天频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尤其是去年我国载人航天领域首个国际标准注册立项，是该领域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首次突破。在您看来，这对提升中国航天软实力有何战略意义？将为全球太空探索合作带来哪些有益价值？
杨宇光：我们可以看到，任何的和技术相关的国际标准的制定，它一定是在这个领域具备主导权或者具备主导地位的国家它有足够的技术实力，而且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多年，那么具备在这个方面国际的话语权，它才有可能去主导制定某个方面的标准。
另外一个角度，制定标准也是加强国际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国际合作，尤其是和技术相关的这些国际合作，它是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接口”。如果一个国家，无论是我们电的接口、机械的接口、信号的接口，还有其他方面的数据交互的接口等等这些东西，你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的话，那一起开展合作，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所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或者说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是开展国际合作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和基础。
这个方面，我们也开始制定国际标准，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的合作领域有更多的动作，有更多的我们这方面的建树。这不但对于我们中国开展国际合作有非常大的好处，而且对于未来，我们让更多的国家和我们一道去探索太空、开发太空都有非常好的意义。
中国网：作为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的主席，您在参加国际交流的活动中，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航天有哪些评价？有哪些评价能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杨宇光：我从2014年加入国际宇航联的技术委员会以后，深度地参与国际宇航联的各项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给我感觉最深刻的是随着我们中国航天活动涉足的范围越来越广，我们的成就越来越多，我们获得的国际认可也越来越高。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24年，我们在米兰展出了嫦娥六号带回来的月球样本，意大利的组织方的主席亲自到机场去接机来确保这个样本的安全。而在2025年悉尼的国际宇航大会，世界上唯一的来自月球背面的样本也得到了展出，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我当时也到展台看了一下，确实是车水马龙，不停地有来访者参观月球背面的月壤。我相信，这是国际同行对我们中国的高度的认可。
我们中国航天经常在国际宇航大会上设立展位，甚至有受过航天员训练的外国人，他们也表达了（想）乘坐中国的神舟飞船造访太空的意愿。
这些方面，我认为其实都是国外对于中国航天的一个认可。未来，当中国真正成为航天强国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一下，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成果也会是远比今天更加丰富。
中国网：相信中国航天将会继续以开放的姿态与全球携手共赴星辰大海，让我们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更宽、更远、更广，感谢杨老师给我们带来您的精彩分享。
杨宇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