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当前，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演变，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中欧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力量，该如何为提升全球人权治理提供破局良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人权事业又有着怎样的深远贡献？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在2026·中欧人权研讨会上，我们特别专访了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侯赛因·阿斯卡里。
侯赛因·阿斯卡里是伊拉克裔瑞典学者，对于丝绸之路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他参与创办的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致力于分享有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客观信息，并向瑞典的决策者、企业和公众阐释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及益处。他告诉中国网记者，发展权是最基础的人权，而中国让八亿人摆脱了贫困，又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数十亿人打开了通往繁荣的大门。“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正在改变世界上的诸多机制和做事方式，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参与其中。”
以下文字为访谈实录：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侯赛因·阿斯卡里接受中国网专访。（摄影：刘凯）
·“若要享有其他各项人权，首先得有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基础”
中国网：我听了您在2026·中欧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重点强调了发展权。您为什么认为发展权作为人权的一部分至关重要？
侯赛因·阿斯卡里：感谢你邀请我参与此次对话。西方世界与全球南方，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我恰好有着两边的（生活）经历。我来自伊拉克，属于全球南方，同时我也在欧洲生活了三十多年。我注意到，两边在人权观念上差别很大。我想强调的是，发展权是一项根本性权利，且具有普适性，各国均有可能在这方面达成共识。有了这个共识，很多紧张局势就能缓解。因为我们普遍认同，若要维护人的尊严，一定要确保必需品的供给。比如，人不应该挨饿，应该摆脱贫困；应该有足够的衣物、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有体面的住所，还要有医疗保障和教育机会。这是人类发挥创造力的前提。如果连这些基本的物质条件都没有，个人就几乎不可能参与社会的构建。所以，要享有其他各项权利，首先得有发展权作为基础。
中国人常常提到的“生存权”，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但根据我对于西欧和美国关于人权讨论的观察，发现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些。因为在欧洲，我们有充足的食物，无家可归的人很少，虽然目前有所增加；贫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已经消除了，不幸的是，现在又出现了。我们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认为不需要把它当作基本权利来关注。中国让八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全球南方还有数亿人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这就是我对人权讨论的看法——很多关于人权的讨论并没有从人最基本的需求出发。
中国网：您刚才提到中国一直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也确实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但遗憾的是，一些西方政客刻意把发展权和其他公民权利对立起来。对此，您怎么看？中国在提升人民发展权方面的实践，能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怎样的经验或启示？
侯赛因·阿斯卡里：这些所谓的对于中国人权治理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些批评者不理解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优先强调生存权、消除贫困，而不是西方所珍视的那些其他权利。这是原因之一。第二，就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们想遏制中国作为经济、政治、战略和文化大国的崛起，所以把这些议题当成叙事工具，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
关于第一点，中国之所以重视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因为对人类来说，这是维护尊严最重要的权利：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这是每个人及其后代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中国经历了黑暗的封建时代，当时人民被剥夺了这些基本权利；之后又是受到侵略的百年屈辱历史，外国列强把极其苛刻的生存条件强加于中国人民，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所以中国人民对于在当时的制度下个人遭受的苦难，有深刻的切身体会。正因为如此，保障这些基本权利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
同时中国也强调全体人民的集体权利——社会中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只有当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才有保障。所以，这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首要任务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西方的政客很难理解这种理念。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规范，不了解中国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哲学观点，更不了解国家对全体人民、对每个个体所承担的责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数十亿人打开了一扇通往繁荣的大门”
中国网：我知道您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您认为，这一倡议为全球人权的保护与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侯赛因·阿斯卡里：是的，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我做了大量研究。在此之前，我也研究了丝绸之路的相关内容，包括古代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作为载体的作用。它不光是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的渠道，更是文化、科学和哲学交流的桥梁，这非常重要。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各国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我在相关的政策研究方面写了很多文章，也与人合著了几本书。最近的一本是《将新丝绸之路延伸至西亚和非洲》。我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数十亿人打开了一扇通往繁荣的大门。中国有八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他们的子孙后代正在接受优质教育和技术培训，享受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和高科技生活。不仅如此，他们正在把这些发展成果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共享，帮助其他贫困地区的人过上更富足的生活。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生存层面只是基础，更高的层面是，我们该如何运用自己的创造才能和智慧，学习新事物、发现新事物，并用它们来造福他人。这是人类心智和创造能力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更高尚的阶段。
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帮助各国夯实了包括基础设施、交通、水利、电力、卫生等领域在内的发展基础，还通过技术、机械设备等相关支撑，助力这些国家实现自主生产。以非洲为例，如果非洲国家能够种植自己的粮食，利用本国的矿产来生产机械设备、发展技术，输送到世界其他地区，那非洲就能为增进世界福祉做出贡献。
所以，我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感兴趣的地方不仅仅在于该倡议能够消除贫困，还在于其能够帮助我的家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东地区，发挥其作用。我们有大量的资源：人力资源、地理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金融资源，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提高伊拉克、伊朗以及其他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正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意义。它是一个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特性的绝佳模式：每个国家自己决定哪些项目对自身有益，而不是由中国告诉肯尼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或尼日利亚该建什么项目，这在其他模式中是看不到的。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协商，以互利共赢的方式满足他们的需求，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
此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欧洲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特别是对欧盟或西欧国家而言。该倡议不仅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弥补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近年来推动政权更迭所犯下的罪过——政权更迭摧毁了利比亚、叙利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也有利于为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人民以及欧洲的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虽然很多人不太相信，但实际上欧洲经济和社会已经衰退了几十年。二战后，欧洲的重建和发展让我们受益匪浅。当时欧洲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欧洲在经济繁荣、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投资等领域都在走下坡路。欧洲在这些领域苦苦挣扎，而美国的情况甚至更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欧洲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既能为增进世界福祉做出贡献，也能造福未来一代。
举个例子，欧洲经常讨论移民问题。现在欧洲国家每次选举基本上都在探讨怎么阻止来自非洲和中东的移民，但从来没有人讨论这些国家的百姓为什么要移民，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欧洲、北约和美国能做些什么，使这些人愿意留在自己的国家，建设祖国？这才是关键。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的模式开展合作，也能阻止移民潮。其实我并不认为，非洲人愿意冒生命危险穿越地中海，来到欧洲。我知道他们到了欧洲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他们会过着贫困的生活。因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来到欧洲就能过上好日子的机会已经没有了。特别是如果你刚来欧洲不久，情况则更糟。没有技能、不懂语言、没有博士学位或其他技术知识，在欧洲就只能过穷日子，住在贫民窟里。我在欧洲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所以非洲年轻人其实更愿意留在自己的国家，在本国过上富足的生活，而不是在欧洲过苦日子。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诸多层面的内容，这也是我积极推动这一倡议的原因。
中国网：您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着深入的研究，所以您一定也听到了一直以来一些国家对于该倡议的批评和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侯赛因·阿斯卡里：这些批评，绝大部分来自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不理性的。中国的崛起没什么好怕的，实际上中国的崛起帮助了世界。此外还有地缘政治因素，欧洲精英阶层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欧洲和美国都曾有过伟大的领导人，他们不以零和博弈思维看问题。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功做到了让美国再次伟大。此后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有像他那样的总统了。罗斯福总统重建了美国人民的生活。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实现了持续超过15年甚至将近20年的复苏和发展，直到他在二战期间去世。欧洲也曾有类似的领导人，他们关心人民，关心人民福祉，像罗斯福总统一样不以零和博弈思维看问题。
但不幸的是，我们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转变，精英阶层的文化发生了转变：从追求进步、造福人民，转向造福少数精英，即追求私人利益、寡头利益，把自身和家族私利当作政策的主要目标，而不是以人民利益至上。他们不再关注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试图在金融市场上用钱生钱，并且把大量资金转移到了金融领域以及战争产业。美国和北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战争经济。而现在，情况则更糟了。他们以零和博弈的思维看问题，把中国的崛起、全球南方的崛起视为实现自身雄心的阻碍。这才是（他们）批评中国的真实原因。遗憾的是，很多智库人和媒体人真信了，因为这套叙事太强大了。每天新闻都在渲染中国要统治世界，中国又在搞这个那个、中国想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国想改变我们对人权的看法等等。
还有一个原因，欧洲和美国有不少势力，因为在非洲有利益，所以希望非洲不要发展，而是继续做他们获取原材料的来源地。现在看到中国来了，谈论的是互利共赢的合作。这些非洲国家说，我们也想要回报，我们也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我们要掌控自己的资源，服务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服务于某些法国、英国或美国公司的利益。所以，在这些欧美势力看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他们剥削全球南方国家的那套体系构成了威胁。
从很多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正在改变世界上的诸多机制和做事方式，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越是批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参与的国家反而越多。这不好笑吗？如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那么糟糕，为什么还会有150多个国家加入？这不奇怪吗？这根本说不通。尤其是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不该听信这些批评。他们（批评者）要么不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要么就是想搞破坏。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应该看现实本身。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多的国家想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开展合作。这才是最重要的。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侯赛因·阿斯卡里接受中国网专访。（摄影：刘凯）
·“西方政客的说辞和实际做法之间，存在太多矛盾”
中国网：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人权话题。几十年来，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试图垄断人权的定义权与解释权，并且以单一的标准评判各国的人权发展情况。对此，您怎么看？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人权观有怎样的局限性？
侯赛因·阿斯卡里：许多国际机制，即便是设计初衷良好的机制，比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等，其实也主要是由西方大国主导塑造的，因为这些国家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欧洲虽然也为国际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主导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如，关于人权的很多定义都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由西方国家来定义的。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没有话语权。不过，全球南方国家正逐步努力，通过联合国影响这一进程，试图修正现有的对人权的解释。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推动下，发展权于1986年被正式写入相关国际文件，成为一项基本人权。
西方主导的人权解释体系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垄断人权的定义权与解释权，并将其变成对他国施加影响的工具，令人遗憾。而且很多事情都极具讽刺性。比如西方对尊重人权、尊重生命与自由的主张与实际行动之间，就存在着许多矛盾之处。美国自二战以来卷入了数十场战争，在许多国家设有军事基地。他们大肆轰炸伊拉克，把伊拉克炸回了“石器时代”。利比亚也是一样。利比亚危机中有件事值得深思：当这些大国发现国际法不能服务自身利益时，就把国际法搁置一旁，另起炉灶炮制新概念。比如在利比亚冲突中，这些大国创造了所谓的“保护责任”，即保护其他民族免受其所在国政府压迫的责任，并以此为借口入侵利比亚。后来在叙利亚，又以同样的理由支持反对派，最终导致一场血腥内战。
西方大国要么按自己的意愿解释国际法，要么当国际法不符合自身利益时，就试图发明新方式：比如“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一概念。谁来制定规则？西方大国说，我们制定规则，我们代表文明世界、自由世界、民主世界，我们来制定规则。其他人都得听我们的，因为我们最先进。这说到底就是优越感在作祟。所以，西方政客的说辞和实际做法之间，存在太多矛盾。
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会陷入所谓的丛林法则：强大的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如果它们拥有核武器，那其他国家更束手无策。所以，国际法的理念虽然目前未被彻底摒弃，但正不断遭到侵蚀。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政府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因：确保各方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联合国宪章》是在惨绝人寰的二战之后诞生的，二战夺走了亚洲、欧洲乃至世界各地数千万人的生命。那个时代的人们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最终击败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发出了“永不再战”的誓言。于是《联合国宪章》得以实施，庄严载明了各民族和所有个人的权利。我们不应该另起炉灶，真正重要的是要捍卫这些原则。它们不是随意制定的，也不仅仅局限于那个时代，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原则都是行之有效的，而现在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遵守，而不是试图对这些法律做出新的诠释。
·“我们不能接受将个别地区的规范强加于整个国际社会”
中国网：我们刚刚也聊到了中欧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每年的中欧人权研讨会上，中欧在人权方面还是可以达成一些共识的。那么您认为中欧在人权领域存在着哪些共识？我们又该如何把这些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侯赛因·阿斯卡里：我觉得研讨会上的对话非常有意思，因为我看到了双方是如何努力寻求共识、达成一致的。这并不意味着要在讨论中抹平各方差异，而是弥合各方在人权原则上的认知分歧。所以，我认为这些对话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区分两件事：什么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能达成共识；同时也有一些规则和规范，取决于各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与发展情况。我们不能把德国在其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形成的东西，直接投射到中国、伊拉克或其他国家。我们要区分什么是普遍的，什么是各国所特有的。同时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架起桥梁、达成共识：作为国际社会，作为人类大家庭，我们共同珍视什么；同时也要维护每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文化特色。
我可以举个简单的关于个人自由的例子。在瑞典，极端人士有权走上街头，在警察保护下焚烧《古兰经》，这侮辱了全球超过10亿穆斯林。在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同时不得强制或歧视其他公民的宗教信仰。你看，欧洲拥有的这种自由，实际上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中国的“限制”，反而维护了对国内以及全世界穆斯林的尊重，这就是差异。
所以，这正是我们需要弥合分歧的地方。我们不能接受将个别地区的规范强加于整个国际社会。这也正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所在。
中国网：在您看来，我们应如何将这些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
侯赛因·阿斯卡里：我们有各类国际条约和公约，各国签署这些文件，承诺予以落实，并在相关框架下开展合作。中国已经是多项国际人权公约和条约的缔约国。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签署了相关公约。正如我所说，这些文件中包含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内容，各国能够就此达成共识，并共同推动落实。
但此外，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营造有利环境。各国的责任是在国内营造这样的环境，而国际社会的责任是在全球层面营造相应环境，使我们能够通过对话等和平方式，帮助所有人切实落实这些权利。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