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今年六月底下达了第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从2024年开启时的“稳增长”到如今更注重“优化结构”，国补政策都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同时，在边际效应递减和退坡压力并存的节点上，国补政策如何从“短期的刺激工具”转向“长期的产业政策工具”安排？就相关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应用学系助理教授罗弥进行解答。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应用学系助理教授罗弥接受中国网专访。（伦晓璇 摄）
中国网：罗老师好！欢迎您做客《中国访谈》，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您。
罗弥：各位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我们关注到，今年六月底下达了新一批的国补。那今年新一轮的国补都有哪些新看点？目前哪些品类的申领热度最高？
罗弥：今年2026年要下达的第三批国补资金有不少新看点。首先是有一个关于车补的计划，包括新能源汽车和燃油车。其中一部分计划还有一个口号是“新能源汽车下乡”，希望拉动乡村的购买力。
第二个大类是家电类的国补。今年和2025年相比，家电类国补从8类减到了6类，把灶具和抽油烟机去掉了，而其他大类的具体措施和2025年差不多。但是今年提出了必须要有一级能效（能效等级是衡量产品能源效率高低的分级制度，等级越高表示越节能）和一级水效（产品的水效等级数值越小，节水效果越好）的要求。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是数码相机类的产品，今年和2025年差不多。我个人觉得，今年对国补的消费尤其是社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拉动作用，主要可能还是靠数码产品。通过1-5月份的社零数据可以看到，通讯类器材，即包括手机在内的消费，是增长最快的大类。我觉得，2026年下半年这个增长的势头还是会持续下去。
中国网：相较于传统的转移支付收入，或者以前的消费券发放形式，国补的政策设计又有哪些不同？
罗弥：其实直接发钱或者消费券，还有现在国补以旧换新的消费品刺激政策，都可以算在财政政策的大类里面。政府希望用比较少的钱去撬动更大的收入增长，而这些政策实施起来是有一些权衡利弊的。
简单来说的话，直接发钱比较方便，执行起来也快。它经常是在经济特别不好或者特别需要振兴经济的时候，政府会去选择的手段。它的弊处是什么？就是直接发钱，不看对象是谁，百万富翁同样可以领取，但是他们不一定会直接消费这笔钱。一般认为，边际消费倾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时，消费支出随之增加的比例）相对来说收入比较低的人群会消费得更多，比如在拿到财政刺激的时候。所以，直接发钱可以看到是比较迅速、直接的手段，但是在公平性方面存在一定弊端。
而消费券和国补是比较像的。以旧换新，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比较大额的，或者针对某些消费品的消费券，但是传统的消费券在申领或者使用的时候，没有像国补的以旧换新政策会有比较定向的财政政策上的考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其实2025年的国补政策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它不仅希望提振消费、拉动增长，还希望在产业政策方面有一些比较好的、长期性的导向。譬如，希望消费者能够把钱花在能效较高、水效较高、比较绿色的产品上。
我们之后可以讨论一下国际的经验比较，也会看到这些有一定产业政策导向的国补类或者消费券提升的政策，在长期来看，效果会比较正面。
中国网：再来看一下国际经验方面，像美国、德国、日本都有以旧换新的经验。我们的国补在稳物价，包括保持制造业利润方面相对稳健。但在客观层面上，流程也相对复杂。那您认为，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些国际上的经验，简化我们的流程，同时保持自己的核心优势，从而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
罗弥：就像你提到的，确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有在以旧换新政策方面的先验性经验。譬如说美国，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有过给报废的旧车一定的财政补贴换新车。德国也有类似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政策。但是这一类的政策，如果没有一定的产业政策直接跟上，又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因为汽车、家电都是耐用品，在一定的财政政策刺激下，消费者提前把这笔消费支出了，那明年可能就不会再想要买车，就会有退坡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断崖式的消费减少倾向。
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譬如日本推出过生态积分政策，它和我们现在的国补非常像，有一定产业上的导向，希望（推动）能效、水效高的产品进行升级。所以，它不仅仅是消费品刺激的政策，还内嵌了产业升级的隐含导向。像我们现在做得就非常对，如果能够把长期的产业政策内嵌进去，那在政策评估的时候，长期效果就会相对好一些。
再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支付手段或者领取国补的手段上能不能够再有一些效用提升或者效率改进。说实话，现在线上的领取还是挺方便的。它会有一些身份上的核验等等，但对于老年人或者农村地区智能手机使用得不是特别灵活（覆盖面不够广）的人群来说，可能需要一定的培训。不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而在线下，我觉得流程上确实可以有一定改进，因为操作起来相对更麻烦，在技术层面有可改进的空间。
中国网：对比2024年到现在2026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国补现在已经在向提高质量转变。那是不是意味着国补政策正在从短期的刺激工具转向长期的产业政策工具？
罗弥：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好，国补在2024年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在品类方面没有太多关于能效和水效或者新能源、绿色能源方面的考虑。但是从2025年开始，很明显国补全部都引入了，而且有一系列向优秀地区倾斜，或者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有一些公平性的考量。2026年，我觉得是延续了2025年隐含产业升级方面的考虑。我个人也是非常支持把长期政策和短期补贴政策相结合的手段，（国补）做得还是挺不错的。
中国网：在拉动效应背后，我们看到不同的市场主体反应其实是不一样的，包括电商平台、不同的品牌商，还有中小经销商，您可以具体谈谈对他们都带来怎样的影响？
罗弥：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很多，比如城乡消费者之间的比较。那个是消费者端，我们现在来看看企业端。其实企业端根据过去两年半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明显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从企业的维度来说，越大的企业对于国补的参与率越高，能够从中得到的收益也更多。
譬如电商平台，我们先讨论线上的再来看线下。在线上的电商平台里，其实有两种品类，一种是以自营为主的电商平台，跟国补的适配性会比较高。反过来讲，如果是一个第三方卖家比较多的电商平台，其实跟国补政策的适配性就相对没有那么好，所谓的“稍微有一点吃亏”。所以，我们看到在电商平台的角度上还有一定的分化。一般来说，比较大的平台，它对国补的参与或者享受的国补的补贴数量、金额也好会更多一些。
线下的经销商情况类似。可以看到，比较大的经销商参与国补的力度会比较高一些。品牌的话也类似。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端其实在选择购买什么品牌参与国补的时候，并不是去买一些中低端的产品，而是去买一些中高端的产品。所以，换句话来说，基于消费者的这种倾向，再回到企业的品牌方，那肯定是比较大的或者中型的品牌方参与国补的力度更大，获利情况会更占优势一些。
中国网：国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政策红利在不同的人群、区域，包括渠道上，还存在一些分布不均的现象。您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怎么样逐步解决？
罗弥：根据过去已经执行的国补政策以及消费数据，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城市的消费者参与国补的热情会比较高，在农村或者乡村的消费者参与国补的比例还是相对较低的。这背后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一方面线上参与国补会方便很多，线下还是会有各种麻烦，譬如，线下首先要有具备承接国补政策、参与国补政策的经销商在，有这样的店在，消费者才能够去参与。其次，消费者需要知道申领的过程当中那些繁杂的手续怎么做才能参与。而线上参与，首先得要有一部智能手机，或者需要知道自己要去哪个平台买等等，得要有这个需求。所以，这对消费者各方面都有要求，包括财力或者使用智能手机的熟练度。
所以，我们看到，（从）现在积极参与国补的数据来看，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城市。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2026年现在已经下达的这些政策里，很明显希望在政策这端向乡村的消费者进行倾斜，或者换句话说，在地区来看，希望进一步地向中部跟西部的地区进行倾斜。当然，这些只是政策维度上面的初衷，具体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是要需要等到年底甚至明年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
中国网：随着未来消费者对于国补的依赖度逐渐加深，其实刺激的边际效应难免会减少。那您怎么看待未来国补政策的演变方向，包括它的可持续性？
罗弥：我个人觉得，首先，目前国补的以旧换新政策主要目标还是耐用型的消费品。与耐用型的消费品相反的就是快消品。耐用消费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购买频度比较低，不会持续性地消费。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因为某一种财政政策刺激，提前买了也许明年才打算买的手机或者是汽车，可能明年就不会买了。（所以）明年如果没有持续性的国补政策的刺激，很有可能在数据上会有一定的下坡。这是在经济学维度上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国补政策，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彻底性地退出，但是肯定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总会有一个慢慢退坡的过程。我个人建议，可以把“服务补”在国补退坡的过程当中提上日程。服务补是什么？是针对快消品的，可以理解成是补贴。（服务的消费）会存在频次比较高、单笔的消费金额比较低的现象，包括餐饮、养老、托育等方面的支出。
这些支出有什么特点？大家每天都得要吃饭，或者如果在养老、育儿方面有需求，那每个月都得要交一些钱。所以，这种消费会有持续性，频度比较高，就不会存在透支效应，不会说提前消费了明年想要消费的餐饮，或者提前消费了明年想要消费的养老或托育方面的需求。
还有比较隐形的好处就是服务补针对的是服务消费行业。我们可以把它跟制造业做一个对比。制造业是一个资本比较密集的行业，考虑到因为国补政策，或者因为某种财政政策导致这些制造业里面生产出来的耐用品的消费增加，导致这些制造业的企业赚了很多钱之后，在收入分配的维度上，是把大部分的收入分配到了资本那一端。如果是资本那一端，它得到的收入分配比较多，其实最终是企业主得到的收入会比较多一些。企业主本身相对来说是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的人群。所以，我们在考虑财政乘数（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的统称，用于衡量政府支出与税收变动对GDP的影响程度）的维度上，这些企业主不会进一步地拉大自己的消费。
但是服务补就不太一样，服务消费针对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说中小型的服务商家，他们在提供消费的同时也获得了自己收入的增加。它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考虑收入分配的时候，会分配到劳动这一端，也就是普通消费者的身上会多一些。而这些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所以，我们在计算财政乘数的时候，这些家户会进一步用他们提高的收入进行消费。
所以，在考虑具体的财政乘数的时候，相对耐用品和制造业来说，服务行业或者服务消费方面提高居民收入，以及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的财政乘数会高一些。我个人觉得，把服务补的具体执行提上日程还是非常可行，也是在耐用消费品的国补慢慢退坡的过程当中，可以比较好地来做替补作用的选项。其实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有九个部门已经联合颁发了《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所以，说明政府其实已经在考虑这方面的政策刺激，但是具体的落地，可能还会需要一段时间，可以期待一下。
中国网：您认为如果未来实施可能会面临哪些问题？
罗弥：我个人觉得，服务补消费方面的国补发放，其实相对耐用品的消费来说，在具体执行上会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服务消费比较高频，但是单笔消费比较低，所以补贴执行起来会比较困难，可能每次吃饭或者付养老、托育（费用）的时候，都需要申领。所以，这也可能是政府目前在具体讨论的一些想法，怎么样能够比较有效率地执行，可能会做一些试点，看看消费者的反应，看看企业端的反应，再考虑全国维度的铺开。这个执行难度比耐用消费品要更高一些。
这里面其实还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执行层面没有设计好，可能会有一些漏洞，可能会存在一些骗补的行为。这些都需要提前考虑到，想办法提前采取一些措施，使得这些现象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一些。我觉得各种问题考虑清楚之后，服务补具体执行起来的难度就会小很多。
中国网：面临未来国补退坡的话，您认为企业或者市场应该怎样提前应对？
罗弥：我觉得可以分两个维度来看。对于制造业企业，也就是耐用消费品生产的商家或者平台来说，目前（国补）还没有完全退坡，可以积极地提升长期的产品，包括能效、水效等等，或者在新能源方面的这些产业政策的维度上，可以积极地做一个应对。在这方面的提升跟上了以后，哪怕短期的刺激性政策慢慢退坡了，长期的正面效果还是存在的。
对于服务消费品的企业来说，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关于服务品类的消费券发放的试点，我觉得他们可以积极地抓住机会。如果以后服务补真的可以在全国维度上铺开的话，这些企业也需要积极地参与，我觉得市场也应该想办法参与进来，会是比较好的一个获利的机会。
中国网：好的，谢谢罗老师精彩的回答！我们也希望看到未来有更多的政策红利落地，来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
罗弥：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也希望可以积极地参加国补政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