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7月9日讯（汪雅雯）回看过去，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十年，是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最动荡的十年。而后从2020年开始，中东从动荡、冲突向稳定、和解转变。直至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再到今年2月美伊冲突升级，中东战火再度燃起。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给全球石油供应带来严峻考验，国际油价短期内剧烈震荡。

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大会现场。

关于这场冲突，7月3日至4日，在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上，众多前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围绕“冲突根源是什么”“和平面临哪些挑战”展开讨论。彼时，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三周。然而论坛结束不到一周后，事态发生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北约峰会上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但他同时表示仍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也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这一表态距离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尚不足一个月，60天期限远未过半。

根源之辨——石油是核心矛盾吗？

要理解美伊冲突何以一度走向谈判桌，不妨从调停者巴基斯坦的视角切入。经其不断斡旋，美伊双方得以在6月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开启了60天的谈判窗口。巴基斯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关键角色，一方面是因为冲突外溢直接威胁其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则在于其长期与双方均保持对话渠道。尽管目前来看这份备忘录难以转化为持久协议，但巴基斯坦将美伊双方拉到谈判桌前的外交努力，仍是这场冲突中不可忽略的环节。

关于这场冲突的真正根源，曾任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的希娜·拉巴尼·哈尔指出，当前冲突并非源于经济因素，而是涉及基本价值观与人权问题的全面性矛盾。事实也表明，能源利益并非核心驱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在2020年就已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已大幅降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稼时亦表示，当下的美国并不依赖从中东进口石油，抢夺石油资源并非双方的根本利益冲突。

排除经济动因后，与会专家将目光投向更深层的历史结构——动荡的深层土壤在于一直悬而未决的巴勒斯坦问题——这是矛盾得以反复发酵的历史根源。但历史积怨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爆发战争。约旦前外交大臣阿卜杜勒·伊拉·哈提卜和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加雷斯·埃文斯都指出，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失误同样是矛盾爆发的重要原因。

“战争并非必然，而是领导人的选择。”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阎学通进一步明确，做出决定的并非国家本身，而是掌握权力的具体个人，因此领导人是否理性至关重要。特朗普从6月17日签署备忘录到7月8日公开宣布其“已终结”，前后不足一个月便推翻了自己参与达成的外交框架。当决策者将复杂冲突视为可随意启动或叫停的工具时，外交承诺的严肃性与连续性便难以保障。

除决策者主观因素外，本次冲突在军事形态上也显著区别于以往中东战争。阎学通指出，过去通常是军事胜利方扩大地区影响力，而此次相反——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面临收缩，美军总体上已撤出，未能将军事优势转换为政治收益。

同时，技术也是这场战争的一大变量,无人机作战的登场重塑了传统战争形态。在这场冲突中，伊朗大量使用“沙赫德-136”无人机，凭借其成本相对低廉、易于批量生产的特性，有效消耗对手的高价值防御资源。据估算，“沙赫德-136”无人机每架造价约2万至5万美元，而拦截它们所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每枚造价约400万美元，“萨德”系统拦截导弹单价达1200万至1500万美元。

止战之难——美伊停战障碍何在？

6月17日，特朗普签署了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次日凌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远程签署了该文件。谅解备忘录共包含14项条款，其中规定“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

然而这份临时停火协议几乎从一开始就显得岌岌可危——它将最棘手的问题，尤其是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备及其核计划未来，留待在60天谈判期内解决，但双方对关键条款的理解，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伊朗海外资产解冻等议题上，从一开始就并不一致。故而协议签署后，履约即陷入僵局。

7月1日，美伊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但并未取得有效进展。随后7月7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8日，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公开宣布谅解备忘录“已终结”。至此，60天期限尚未过半，谅解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世界和平论坛上专家们关于美伊停战障碍的分析，在随后几天的现实走向中获得了印证。停战之所以困难，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理解。

其一，政权承认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回顾冲突初期，美国与以色列曾试图借军事打击推翻伊朗伊斯兰政权。前韩国总统统一外交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文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若不承认伊朗政权，谈判便无法取得实质进展。这一判断的核心逻辑在于：回避政权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任何外交进程都难以建立互信基础。而特朗普8日直接宣布谅解备忘录的“终结”，意味着绕过了承认问题本身，也绕过了围绕该问题展开的谈判程序。

其二，领导人决策的不可预测性构成深层变量。阎学通关于“领导人是否理性至关重要”的判断，在此次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当一国最高决策者可以在不足一个月内推翻自己签署的协议时，任何书面承诺的约束力都将大打折扣。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并非偶然事件，而是非理性决策模式下的必然结果。

同时，美国国内政治也未能约束特朗普的决策。冯稼时表示，目前美国公众对持续卷入中东冲突、承担政治军事风险感到困惑，质疑为何不能让地区国家自行解决问题。这种厌战情绪客观上形成了倾向于外交解决、从中东抽身的民意环境，理应对特朗普的决策构成制约，然而，领导人个人意志依旧压过了国内民意与战略理性的约束。

至于核问题，冯稼时认为最终可能回归到《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管控框架。伊朗驻华大使拉赫曼尼·法兹里在世界和平论坛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伊朗过去未曾追求研发核武器，将来也不会发展，并强调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签署时，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国家均认可伊朗核活动的和平性质。这表明在核问题上双方仍存在对话基础。

目前美伊停火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如果双方能够在后续接触中达成最终协议，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秩序又将如何缔造？对此，阎学通认为，未来各地区秩序应更多依赖自身建立安全机制——只有地区国家才最了解自身情况，知道何种制度安排行之有效。以中东为例，该地区以宗教为纽带，职位往往按部族分配，外部国家对此缺乏认知基础。

约旦作为中东地区的一员，哈提卜也主张地区国家应共同协商制定规则，建立沟通渠道，避免外部干涉，重塑地区秩序，并建议可借鉴东盟经验。然而，当一个大国领导人可以凭个人意志随时调整外交方向时，地区国家自主构建稳定秩序的难度势必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