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过去三年，中欧经贸关系经历了一轮显著的起伏：从2023年欧盟对中国发起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到2025年摩擦持续升温，再到今年双方最终建立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走过了一个从对抗边缘回归对话的过程。这期间，所谓“中国冲击2.0”的论调频繁出现，它究竟是真实的经济现象，还是被建构出来的叙事？中欧经贸关系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就相关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进行解读。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接受《中国访谈》专访。（杨楠 摄）
“冲击”的真相——从贸易摩擦到磋商对话，中欧为何能回归理性
中国网：当前国际上关于“中国冲击2.0”的炒作声音很多。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同时，这一论调又反映了欧洲怎样的心态？
周密：“中国冲击1.0”和“2.0”都是西方的一种叙事方式。以前他们讲中国在某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确实很有竞争力，比如纺织品、钢铁产业，他们认为我们的这些产业优势对他们形成了影响。现在这个叙事发生了改变，认为中国几乎在所有的产品领域，都对全球产生了影响。
本质上来讲，这是一个事实的结果，当中国的经济和产业持续向着前方发展的时候，我们的竞争优势已经逐渐从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新的产业。这种发展跟西方一些国家自身产业的衰落其实是同步进行的。这说明了我们的企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在不断地扩大。
我们都知道，国际贸易本身取决于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产品比较优势强，就会有更多的出口；一个国家如果需要其他国家的产品，就可能有进口。所以，欧洲所叙事的“中国冲击2.0”，说明了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在很多的产品、产业的领域都对全球有着越来越多的出口，这种出口在满足各方需求的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产业在不断地进化。
最近几年，欧洲本身也在一直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一方面是来自2022年以后的地缘政治冲突，这个冲突使得欧洲能源结构的供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原来所依赖的这些相对成本比较低的能源没有办法继续获得了。所以，欧洲转而使用了更高（成本）的能源。另外一方面，最近一两年，美国通过跨大西洋的压力，对欧洲产生重要影响，也在改变欧洲的竞争力，关税被迫对美国产品下降，美国又对其加征更高的关税。所以在欧洲做生意和投资的成本本质上来讲也在上升。
再加上英国脱欧一系列欧洲内部分裂的反应，确实使得欧洲的竞争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欧洲对于这些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那自然它的产品成本就会上升，规模经济效应就会下降。原来欧盟是一个大的市场，现在这个大的市场被切割、被细分了。那这种分割的市场导致了它的竞争力会持续下降。
所以，我想所谓的“中国冲击2.0”只不过是当前的国际经贸关系的一种新的变化，也是欧洲的一种担忧。这种担忧当然需要我们认真地分析，仔细地去应对。
中国网：回顾一下，从2023年欧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再到今年双方终于建立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期间经历了多轮博弈。为什么双方能够从贸易摩擦的边缘回到机制化对话的正轨上？
周密：首先，中欧双方都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在包括WTO在内的多边框架下，双方都认可这样的一个基本规则——可以对于国际贸易进行调查，但是不能够滥用这种贸易救济的权利去干扰国际经贸合作。所以，中欧之间是有一个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彼此认可做出的承诺。这个承诺是在1995年WTO成立的时候，在2001年中国入世的时候，都分别做出了相关的承诺。这种承诺，我想尽管有很多的执政党或者政府的更迭，但是双方的承诺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外部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情况下，中欧本质上来讲，还是有共同解决争端的基本意愿。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2023年，在这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中欧就几乎达成了关于双边投资的协定，这个协定当时因为一些因素，最后没有签署，但是说明了中欧其实是有这样的意愿。如果再往更早（的时间来看），2013年中国提出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当时的主要方向就是要加强中欧之间互补的联系。
所以，这就说明了中欧之间是有着本质性的经贸合作的互利性，双方存在互补的空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互补的空间，所以企业是愿意跟对方做合作、投资的。如果看到更早，像德国的一些汽车在中国投资，包括现在我们的一些电池、汽车公司到欧洲去投资，本质上市场有这一需求。
第三，是来自于当前全球规则的改变。从经济全球化转向部分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这种冲击对于中欧来讲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想正是基于这些基本的可能性，在中欧双方领导人的推动下，双方能够达成机制去解决共同的关切。
供给的错位——欧盟产品在中国“失速”的根源
中国网：在2024年德拉吉报告当中也提到，欧洲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各国市场割裂、创新投入不足等等。为什么欧盟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增速会放缓？
周密：欧盟还是有很多多元化的产品，像威士忌、火腿这些产品还是很有特色的，过去很多中国的消费者也愿意从欧洲购买很多类似的产品。（而）现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种供需模式。
以前我们可能跟欧洲更加熟络一些，只从欧洲进口这些产品。但是现在伴随着中国不断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跟更多的国家、经济体建立了贸易关系。所以，我们进口产品的来源就变得越来越多元。像葡萄酒，以前法国的葡萄酒，大家都觉得拉菲是非常好的产品。现在有（来自）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南非、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的葡萄酒），来源非常多。这就意味着欧洲的产品并不是独特、唯一的，在中国消费者的心目中，它的市场占有率有可能会下降。
另一方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欧洲的产业在衰落，尽管它还有一些大型的企业，比如空中客车在中国的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很多其他的工业产业确实是在下降，这个下降就导致了产品在中国卖不出去。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政府在推动开拓中国市场上的贡献还是不足的。比如北欧、西欧还有南欧的一些特色产品没有到中国市场进行推广。中国的消费者对其不了解，所以我们的选择还是相应地不足。
再加上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最近一段时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包括像中亚、中东这些区域，本身是中欧之间物理联络线的一个中点。如果这些地方出现了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双方的物流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复杂的因素，但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希望双方能够共同努力，增进中国消费者对欧盟产品的了解，增加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使得欧盟更多的产品能够出口到中国。
中国网：如果按照欧洲的说法，中国的出口是否存在“过度”的情况？
周密：我们对于出口一向是根据市场的规则去支持、引导。我们并不是说要帮助企业推动出口，而是告诉企业，如果有产品，你可以进行出口。在出口的过程中，最近这几年，可能我们对于欧洲出口的增长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这种增长比较快（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来自欧洲的需求，比如汽车，汽车除了电动汽车以外，包括传统汽车，我们对欧洲的出口都比以前有了不小的增长。这一部分的增长来自欧洲市场真实的需求和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一部分是供需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美国市场出现更加保守的情况下，欧洲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因为它毕竟有购买力，还有一定的需求能力。所以，很多的中国企业比较关注开拓欧洲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会引起我们对欧出口的增加速度会比较快。
从总体上来讲，我们是鼓励企业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去做贸易的。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给企业一些引导和信息，告诉他们这个市场（竞争）已经太激烈了，继续去竞争有可能对于企业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不会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去干预企业的实际行为。我们可以通过中欧的一些机制，对某些供应链进行关于供需关系的提示、信息的分析和公告，让企业知道在选择目标市场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未来潜在的可能性。
行动的分寸——磋商机制的推进难点与欧洲的政策选择
中国网：聚焦到这次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双方提到要从新兴领域、潜在领域、问题领域这三个方向去推动贸易的平衡。您认为解决当下主要贸易摩擦的难点有哪些？
周密：中欧贸易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平衡。首先，从历史上看，贸易不平衡是一个常态，很少有国家能够长期保持贸易的均衡。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总体来讲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其次，我们也理解欧方当前的一个关切，因为欧洲除了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以外，也有来自贸易伙伴美国的巨大压力。所以，对于欧洲来讲，能否保持稳定性、统一性和吸引力，事关其发展。
这次中欧经贸磋商里第一个关键的议题，就是要解决贸易不平衡。当然，这个解决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贸易的进口和出口之间是有关联的：当进口减少的时候，出口可能也会随之减少。但是就像列出的三类产品，本质上来讲是想要实现一个目标——首先要减少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第二，要加强贸易的便利性。实际上，欧洲对华出口并非易事，很多的国家、企业没有能力完成出口。为什么？一是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这样的信息；二是它的基础设施建设、港口的运营、航线的开拓，包括中欧班列的连接都不完善。所以，欧洲的产品没有办法集货，没有办法通过出口到中国来。这一方面，需要欧洲做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当然中国企业也可以参与，只要他们愿意。
理性来讲，欧洲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欧洲会不会这样做，也有很多自己的考虑，有些可能涉及到投资关键基础设施的问题，涉及到对于中资企业运营的担忧。在历史上，中国企业想要参与到这些基础设施是很困难的，当年中远集团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投资的过程中就遭遇了很多轮的波折。那个时候还是欧洲处于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欧洲都很难做出这样的抉择。所以，我想这需要一些政治的动力，需要欧洲考虑到国际贸易的关系，它不能单纯要求企业改变行为，要创造适应企业发展的可持续的机制和条件，企业才能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三，要集中在产业的内部。在供应链方面，中国向欧洲的出口，包括欧洲对于中国的出口都不仅仅是最终的产品，还有很多涉及到组装、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就会带来复杂的国际贸易关系。所以，即便看起来整车可能出口量比较大，但是要把它分解，看到它的零部件，也有可能在当地进行装配，这种合作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其实贸易和投资之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在一定行动下相互转化的关系。当中国企业做贸易多了后，可能需要本地投资，但是欧洲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环境，是不是能够吸引到中国企业去投资？如果有投资的话，我想出口就会减少，因为毕竟有一部分零部件出口到当地进行组装以后，会形成供应链的最终产品。所以，供应链内部的垂直分工和细化也很重要，这需要欧洲改善它的投资环境，保护中国企业发展的兴趣和利益，才能够有效地促进贸易的平衡。
中国网：今年秋季中欧之间可能会召开第二次例会，您对此有怎样的期待？
周密：9月份，如果中欧举行第二次磋商，我觉得双方应该能够有一个更细的方向。第一次提的是目标，那要实现这些目标，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行动路径？有哪些工作组可能会被建立？有哪些方向可以去探索？当然，我觉得因为时间还相对比较短，双方要达成一致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
很重要的一点是欧洲本身的政治决策相对缓慢，所以说能不能达成实际成果还是要观察的。这也需要欧洲切实行动起来，因为从中方的角度来讲，我们“言必信，行必果”，我们一旦提出来某些承诺都是努力去做的，但是欧方需要给我们这个信心。
中国网：过去欧盟内部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并不统一。比如德国，对华贸易一直属于温和派，但是近期，我们好像看到它逐渐在向法国靠拢，可能会转向更强硬的立场。如果欧盟未来越来越趋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中国的经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周密：每个国家并不是完全的保护或者完全的开放,以德国和法国为例。其实法国有时候还是非常希望跟中国合作的，中法在高铁、核能、大飞机领域都有很多合作。双方的合作模式可能是聚焦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历史背景或者某一个具体的产业，存在诸多不同。
德国之所以在最近有这样一种改变，也是德国自身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所决定的。我们看到，德国领导人也在讲，德国是最早提出来“工业4.0”的国家，但是现在德国自身在工业4.0上面并没有什么进展。反而是中国在这些高技术的制造上，在智能制造上走得非常快。所以，这本质上来讲也是他们的一种担忧和忧虑。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德国确实在推动欧洲建立对于外资的审查机制，在推动这样一种更加严格的限制。这些措施本质上来讲也不利于我们的企业到当地去投资。所以，这都会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欧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改变？刚才我们都提到了。
这种改变对于中国的影响，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议题。比如最近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已经完成了投资还是新的投资都设了很多的限制，甚至要求国有化。这些做法本质上是欧洲希望改变当前的中欧经贸合作现状所做的努力。
那中国企业，我刚才也提到了，一直都是把欧洲作为重要选项的，是愿意去开拓欧洲市场的。这一决策在未来会给企业带来新的变化——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出台的限制，会让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地的时候更为谨慎。
另一方面，我想这样的一些措施，可能会限制到欧洲自身企业发展的动力，如果在欧洲没办法继续盈利的，有些企业可能会选择到中国或者到别的国家去投资。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欧盟的企业也加大了对华投资的力度，这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多长时间能够达到一个新的状态很难讲。
欧洲的做法确实削弱了中国企业对于欧洲的信心，也使得我们认为，在欧洲不管是贸易还是投资都需要更加谨慎，需要考虑到企业的盈利周期，是不是要控制更多的风险，这确实给我们提了醒。
中国网：我们应该怎么把这些外部压力转化成内生动力，比如推动产业升级或者扩大内需？
周密：对，我觉得扩大内需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因为国内市场的规模非常巨大，促进国内消费也是去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我们也推出了促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实际上，规划就是在告诉世界——中国市场不是就在一、两年（时间里）重点去培育，而是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进一步地扩大国内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数据也在显示，中国消费的全球占比是在不断提升的，这本质上说明了我们的消费潜力还是有，只不过现在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
关于产业的升级，我个人觉得，这是来自于市场的自发行为和政府推动两个方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竞争优势并不是局限在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多产业已经有着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了。所以，未来的升级可能是自发的行为，要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给企业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创造条件，可以减少成本，但并不是通过减少成本去单纯为了出口。
中国网：在美国内部也有关于“中国冲击2.0”的炒作论调，美国是选择直接加关税的手段，您怎么看待接下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美国是不是在逐步调整对华策略？同时，美国的动向是否会影响欧盟的想法？
周密：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虽然也有各个州来组成它的整个政治体制，但是涉及到贸易和投资这些权力，按照宪法的规定，是归联邦所拥有的，跟欧洲不一样。欧洲是欧委会代表成员国对外谈判，但是最后决定还是需要各个成员国单独批准。所以，它的政治流程就会相对比较复杂。
最近美国这两年确实实施了非常高额的关税，它认为关税带来了财政收入，但（事实上）没有带来更多的创新能力。现在美国的经济除了在AI的少数领域，所谓的“七姐妹”（苹果、微软、谷歌母公司Alphabet、亚马逊、英伟达、特斯拉和Meta）确实有一定的领先实力之外，很多的制造业产业都在不断地削弱。这种削弱，单纯靠钱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再加上最近两年，美国也采取了很多反移民政策，导致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吸引力在下降。
所以，关税筑起的“墙”只会让美国创新的速度放缓，而不是加快。它可能在虚拟层面会引入更多的资金流入，但是在实体经济层面，对于美国的创新是很难有影响的。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想美国会对中国发展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在未来五年、十年，可能（中美）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会进一步地加大。我讲的是基于实际需求的产业发展，而不是单纯像空中楼阁式的一些虚拟经济的发展。这个差距变大以后，实际需求又在，那么美国可能会被迫地、继续地从中国扩大进口，即便是有很高的关税都没有办法阻挠从中国进口。
这样的政策对于欧洲来讲，可能会有双重的效应。一方面，可能会让欧洲重新思考自己的做法到底合不合适，因为（如果）美国改变了对华态度之后，欧洲是不是也需要重新调整对华态度，这可能是一方面的启示。
另一方面，当美国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从中国获得更多利益的时候，一定会寻找从其他的盟友和伙伴那里补充损失。这样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了，美国对于加拿大新增的所谓50%的关税，对于印尼和其他很多经济体签的所谓“对等关税协定”都是在单方面、非对称地要求这些国家割更多的肉给美国。
所以，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对于欧洲造成的压力会进一步地上升。希望欧洲在应对这种挑战的时候，可以跟更加稳定、承诺更加明确的经济体站在一起，这样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相对更加有利。当然，如果欧洲做出相反行动，实际的经济表现和市场反应会对这些行动提出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