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9月13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本届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也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合作”深化发展的关键一年。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流涌动的背景下，金砖国家共同发出了怎样的声音？在美伊冲突延宕的今天，金砖合作机制又将在促进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王友明来作分析解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王友明接受中国网专访。（摄影：刘桢珂）
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从“断绝往来”到同席会谈：新德里最意外的会晤
中国网：我们关注到，在今年的金砖峰会当中，和平与安全成为一项备受瞩目的议题。特别是美伊冲突的相关方中，伊朗和阿联酋都是金砖国家，两国的领导人在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而且他们还同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新德里宣言》。您认为，这样的安排释放了怎样的信号？金砖合作机制在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友明：这也是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可以说在本届金砖峰会当中，除了中印两国领导人时隔七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这一最大的热点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阿联酋和伊朗的领导人在新德里的会晤了，这也超出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预期。要知道，在峰会召开前，阿联酋宣布了一个决定，断绝与伊朗一切的金融和贸易往来。为什么呢？阿联酋认为，伊朗攻击美国驻阿联酋的军事基地，没有尊重阿联酋的主权。所以，它（阿联酋）采取了断绝一切往来（的措施）。所以，这两国的关系一下子降到了低谷，（没想到两国领导人）竟然在这次新德里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
而且，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今年5月份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只发表了一个主席国声明，最主要的原因或者最大的障碍就是新成员国阿联酋和伊朗在涉及美以伊冲突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阿联酋谴责伊朗侵犯了它的主权。所以，这次（阿联酋与伊朗领导人的）会晤成为一大亮点，这是国际社会没有料到的事情。这恰恰说明了金砖合作机制的一大功能——多边搭台、双边唱戏。像金砖合作机制这样的多边舞台提供了双边会晤的机会，双方可以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自己彼此关切的问题。
所以，你刚才问到金砖合作机制对于解决中东问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想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么多年来，每一届峰会都发表了关于中东问题的金砖主张或者金砖声音，而且成员国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一致反对用武力解决地缘政治难题，而是主张用外交手段、政治对话的方式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要标本兼治，照顾到冲突各方各自的关切。
最关键的一点，金砖发挥了机制性的独特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金砖专门针对中东问题成立了一个磋商机制，有了机制就意味着（磋商的）机制化和常态化，（可以）把冲突各方成员国都召集起来，和其他成员国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所以，这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一个独特作用。
·关税阴云之下，金砖为何重申支持WTO？
中国网：我们关注到，在本届金砖峰会当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与加强多边主义成为另一项广受关注的议题。我们看到，在《新德里宣言》当中，各方对单边关税以及非关税措施的上升都表达了强烈的关切。这反映出金砖国家乃至全球南方国家怎样的声音或诉求？
王友明：是的，在金砖峰会召开之前，除了美伊冲突等地缘政治热点引发关注以外，另一大关注就是美国举起的“关税大棒”严重冲击了世界贸易体系，破坏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导致整个供应链和产业链出现了碎片化态势。所以，金砖国家对此表达了严重关切。
所以，在这次峰会的宣言当中，金砖国家也发出了一致声音，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改革，强调（要支持加强）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举措，比如恢复WTO争端解决机制等。因为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从2017年到今天，美国一直在拖延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新法官的任命。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任命通过后，WTO争端解决机制就开始运转了，运转起来后，像美国这样挥动“关税大棒”（的做法）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对美国是不利的。
而且，美国认为WTO的存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措施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针对这样的阻挠，本届峰会宣言主张立即恢复可及、有效、全面运作的两级审理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并不再拖延任命新的上诉机构成员。可以说是非常具体化了。
中国网：随着金砖国家的扩员，我们也注意到，在金砖合作机制的内部其实也存在一些贸易摩擦，那么这些分歧或摩擦应该如何消弭？
王友明：你说的的确是客观事实。我们发现，在全球南方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当中，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调查或者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就是金砖成员国中的印度和巴西。所以，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是一个结构性难题。如果要问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消弭这样的摩擦，这其实需要双方都做出努力。特别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各方应秉持开放的态度，从长远角度（出发），寻求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我举个例子，比如印度，今年中国向印度提出了十多项投资计划，结果到目前为止印度仅仅通过了一个项目。所以，在市场准入方面，双方还是要秉持开放的态度。
我认为办法还是有的，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峰会第二阶段会议的讲话中提出的，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这对于好多网友来说，可能是一个陌生概念。其实去年中国就有一个大动作，在杭州建立了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什么叫“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呢？特殊经济区一般要有工业园、产业园、高科技园区，在特殊经济区当中，有关税减免或者豁免措施。比如在印度总理莫迪老家，就有一个特殊经济区——古吉拉特邦国际科技金融城，新成员埃塞俄比亚有加达经济特区，巴西有马瑙斯经济特区，我国的经济特区就多了，海南经济特区、苏州工业园区……（现在我们）可以把金砖国家的经济特区之间打通，在人员、用地、人才引进、关税减免等各方面采取贸易自由化或投资便利化措施。所以，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性措施。这次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建立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以后，我发现在金砖国家的工商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有其实而无其名”：金砖支付体系的灵活解法
中国网：我们了解到，大家非常关注金砖国家的跨境支付体系的建设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进展？
王友明：的确，这是广大网友非常关心的话题，也是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话题。金砖国家能够走到一起、抱团联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实现全球治理再平衡。那么再平衡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金融领域的再平衡，也就是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多元化。建立金砖支付体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
在前年喀山峰会上，俄罗斯就提出来要建设被称为“金砖之桥”的多边数字结算支付体系，当时一些国家认为，一旦这一支付体系建成，就可能会代替所谓的“百年老店”——SWIFT。后来巴西总统卢拉在此基础上提出，金砖国家可以建立统一货币。总之，各国的倡议都反映了金砖国家希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多元化的愿望。每年峰会我们都能看到在这方面有一系列的表述，大意是责成各国央行行长、财长研究讨论建立金砖支付体系的可行性，然后继续交由下一任主席国论证。
所以，金砖支付体系建立起来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因为还存在一些政策障碍和技术障碍。而且成员国对是否建立这样的支付体系所持的态度也不一，有些国家忌惮美国的敏感反应。最关键的是，建立这样一套支付体系，还存在着技术障碍。因为建设这样的支付体系一定要锚定一个权威货币，比如SWIFT锚定了美元，因为美元是世界交易货币、储备货币，是世界性的权威货币。但是，现在（金砖）成员国（货币）当中还缺乏这样应有的权威性。此外，建立这样的支付体系还需要有权威的、可靠的金融信息作为支撑，但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金砖国家支付体系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久久为功之事。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在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经贸部长会议上，都谈到了一点，就是可以利用成员国现有的即时支付体系或者跨境支付体系，将其打通，例如印度有UPI（Unified Payments Interface）即时支付体系，巴西有Pix（Sistema de Pagamentos Instantâneos）即时支付体系，中国的就更厉害了，叫CIPS（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参与了。所以，可以把这些支付体系打通，实现互联互通。
另外，还可以加强成员国之间数字货币的联系和技术交流，这样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有其实而无其名”，也就是虽然没有统一支付体系这样的“名”，但却取得了它的“实”，达到跨境结算的效果。所以，这样既避免了一些成员国担心美国过度的反应和制裁，同时又实现了成员国之间跨境结算，减少了对美元依赖的效果。
中国网：可以说是一个很灵活的方法。
王友明：对，非常灵活而且实用的一个方法。这次我们在《新德里宣言》当中也注意到了类似的表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王友明接受中国网专访。（摄影：刘桢珂）
·常为新、敢为新：金砖20年的发展密码
中国网：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而中国也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发言当中强调金砖国家要做四个“先锋”，还针对“大金砖”未来的务实合作提出了5项倡议。我们从中能解读出哪些信息？您认为，在金砖合作的下一个“金色十年”当中，中国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友明：的确，在本届金砖峰会上，特别是在第一阶段会议的讲话当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金砖国家要做四个“先锋”，可以说是在前年喀山峰会提出的“五大金砖”的基础上，对金砖的定位（进行了）又一次战略再提升，为金砖未来的发展定向把航。我也注意到，四个“先锋”提出以后，金砖各国的学者普遍认为，这为金砖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智慧的方向指引。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我想这非常切题。金砖20年一路走来不容易，它之所以能够做大做强、风生水起，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最重要的就是创新。金砖常为新、敢为新，在如今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潮流下，金砖国家总是能够把握先机，掌握主动权，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紧紧地把握住了产业革命或者说科技革命的脉搏。所以，创新是金砖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金砖要做这方面的先锋。在创新方面，中国可以说发挥了引领作用，总是将金砖峰会的创新性倡议第一时间落地。
另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金砖国家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金砖国家走在一起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全球治理再平衡，因为现在的全球治理是失衡的。全球治理包含三个核心问题：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在三个问题上，金砖国家或者说全球南方国家和西方持有不同的全球治理观。我们发现，在本届峰会当中，尤其是从中国提出的主张可以看出，全球治理改革与完善一定要强调联合国的作用，要坚持多边主义，这是一个总体方向。
那么，首先，谁来治理？全球治理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美国）治理全球；对于欧洲来说，欧洲也认为，过去的单边治理无法有效应对（当前）全球治理中出现的传统挑战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所以应该坚持多边治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相较于美国是有所进步的，所以它提出了“有效多边主义”；但是它也有局限性，因为它还是将西方视为主角，全球南方国家或者金砖国家做配角，依然是那种“中心—边缘”的模式。但是金砖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认为）全球治理应该是全球的事务大家一起办。
第二，治理什么？以前的全球治理观念，主要聚焦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本届金砖峰会当中，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格外强调了新兴领域的治理，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制定，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要参与进去；另外还提出了“新疆域治理”，包括三大新疆域——网络、太空、深海，这都是全球治理的新疆域。所以，在治理对象方面，金砖国家将全球治理的领域和范围进行了扩展。
第三，如何治理？刚刚我说了，大家要共商共建共享，这才能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正确方向发展。我还注意到，中国领导人提出“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为什么？首先，因为中国是人工智能大国，在这方面是走在前列的。但是相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建立“小圈子”的“硅和平倡议”——那不是普惠的，不是开源的，而是封闭的，目的是实现技术封锁。而我们在这项倡议当中提出，中国要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欢迎金砖成员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到中国倡导建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当中，而且还提出了具体建议。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和表态，得到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欢迎。
另外，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科技育才倡议”当中，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就是金砖国家联合培养技术工程师。所以，这是切实务实的一项举措。
·战略自主与左右逢源：印度是西方伙伴，还是全球南方“代言人”？
中国网：今年印度是金砖主席国。我们知道，作为东道主，印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的伙伴，另一方面力图将自身塑造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那么，您是怎么看待印度在这两种身份或者角色之间的平衡和转换呢？
王友明：你说得对。我们发现印度这些年来一直想做全球南方的“领头羊”或者“领军者”的角色。近年来，印度一直在举办全球南方之声国家峰会，邀请了100多个全球南方国家举行线上峰会，却没有邀请中国。印度认为，中国不是全球南方国家，他们认为，中国是和美国一样的Super Power（超级大国）。这样的战略定位是得不到认可的。
印度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它想扮演全球南方“代言人”的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想得罪美国。尽管美国对印度举起关税大棒、制裁印度能源贸易导致美印关系遇冷，但印度依然想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不想把金砖峰会办得太过招摇，触碰美国的敏感神经。
中国网：我们也关注到，前些年莫迪总理有时会缺席金砖或上合峰会，那么现在又积极地融入全球南方的合作框架之下，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王友明：我认为，最大的因素是外界倒逼因素，就是印美关系遇冷，印美关系“蜜月”不再。所以，当美国政府对印度毫不留情地举起“关税大棒”时，印度一些政界、学界人士，包括工商界人士清醒地认识到战略自主的重要性。这是最大的外界驱动因素。所以，印度将整体的外交战略方向进行了调整，（发现）全球南方市场才是它真正可靠、值得信任的市场。所以，这些年来，印度加大了对全球南方的战略投入，关注度也有所提升。
但是，我们发现，印度一方面和全球南方国家靠近，但也不放弃与美国搞好关系。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前不久印度还加入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6G联盟”。所以，这些动向表明了印度外交的两个特点：战略自主、左右逢源。
·从“再出发”到“再提升”：为什么“龙象共舞”是唯一解？
中国网：本届峰会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之间的会晤。我们注意到，在会晤当中，习近平主席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特别强调了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可以说是为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调。那您如何看待两国领导人此次的会晤？
王友明：这次中印领导人时隔七年在新德里举行会晤，可以说是本届峰会最大的亮点。中印领导人从前年的喀山会晤到去年的天津会晤，再到这一次的新德里会晤，可以说（推动中印关系）实现了从“再出发”到“再提升”的转变。
我们注意到，在中印关系陷入低谷时期，金砖合作机制的运转是遇到一些掣肘的。印度把双边矛盾带进了多边合作机制当中，可以说扮演了“逢中必反”的“搅局者”角色，对中国设置的一些议题、提出的一些倡议也进行了阻挠。
现在中印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无论是对双边来说还是对于多边而言，都是积极的利好，可以形成双边推动多边、多边拉动双边的互促互进的效应。
印度对华关系的好转，最大的倒逼因素就是美国。其实，特朗普访华对印度触动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中美将双边关系重新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新定位确定以后，在印度政界、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们认识到，中美之间不只有竞争的一面，更有合作的一面，这一点对他们触动非常大，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中印关系。
另一个内在驱动因素就是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发生以来，印度想借助美国实现对华脱钩，几年下来，印度发现和中国脱钩根本不可行，因为印度的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国，印度制造业的关键设备和零部件，无论是从成本还是技术考虑，都离不开中国，大量的基础设施设备或者制造业零部件都需要从中国进口。所以，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以及方方面面的内在因素促使印度重新思考对华的战略定位。
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到“再提升”，也有具体的表现。比如，2025到2026财年，中印贸易量突破了1500亿美元大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再次超越美国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双边贸易量也是中印关系回暖的一个标志。
另外，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也有所体现，两国间的直航也恢复了，签证（审批）也放宽了。所以，无论是人文交流还是双方贸易，以及（两国领导人）三次会晤的政治互信，都体现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到“再提升”的跨越。
不过，中印关系真正发展起来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根源还是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期留下的一些边境问题。但是，边境问题不能绑架整个中印关系发展的大局。所以，战略定位一定要把准。这次我们看到，双方领导人都认可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而且，莫迪总理的两个表态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这点至关重要；“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所以，这两点表态契合双方关系行稳致远的方向。
中国网：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次会晤的分量呢？
王友明：一般领导人会晤是在总体上发挥战略定位、定向把舵的作用，后续的关键就是落实双方元首达成的共识。所以，在一些具体举措方面，还是要以落实为主。我举个简单例子，签证问题。如果签证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真正的解决，双方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也将沦为空谈。现在印度对华的签证（存在）种种限制。所以，（未来）印度对华在签证、直航方面要实现真正的开放。
中国网：那么，在您看来，未来影响中印双边关系最大的变量或最不稳定的因素会是什么？是边境问题、民意基础，还是其他因素？
王友明：都有，边境问题是敏感问题，也是历史遗留问题。所以，需要双方有高超的政治智慧，着眼大局、着眼长远。因为两国互为邻居，邻居是搬不走的。中印两国不仅是亚洲大国，而且是全球大国，双边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实现“龙象共舞”才符合双方的利益。所以，从变量因素来讲，就是印度的外交战略要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实现莫迪总理所说的“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只有做到这一点，中印关系才能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