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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为何再起抗议?福利社会的转型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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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为何再起抗议?福利社会的转型考验

2026-11-11 09:55:58

来源:中国网

时间:2026年11月11日
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学部委员 周弘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爆发抗议示威活动,部分演变为暴力事件,诉求涉及生活成本、公共服务、教育、就业与社会公平等等。为什么这样一个长期以完善社会保障和较高生活质量著称的地区,仍有越来越多的人表达不满?这场怒火又将把欧洲带向何方?对此,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学部委员周弘进行分析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学部委员周弘接受《中国访谈》专访。(郑亮 摄)

·现象与根源:这不是新鲜事,而是平衡机制在承压

中国网:您如何判断当前欧洲社会抗议的规模和影响?这反映出欧洲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

周弘:对欧洲来说,这不是一件新鲜事,而是一个常态——这种社会骚乱隔几年就发生一次,只是在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太一样。比如法国就是打砸抢烧;西班牙、葡萄牙聚焦在住房补贴;德国则比较温和,属于和平示威;也有一些国家,比如塞尔维亚,青年参与社会骚乱后开始出现政治倾向。

虽然各国表现不同,但归其原因,是同源的,诉求集中在社会民生领域:无论是住房,还是对师资不足、校舍陈旧的不满,抑或对油价上涨、收入停滞、公共服务设施老化的不满。所以,应该说这是欧洲这些年来民众对于社会和经济脱节的一种反映。

中国网:您之前有一个理论,“欧盟经济越是不景气,欧盟政治就越是没有向心力;欧洲政治决策越是繁杂低效,欧洲经济就越是难以恢复发展。”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次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抗议?

周弘:确实仍然是这个规律在起作用。大家可能会疑惑:欧洲是全世界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福利制度这么完善,为什么民众还会感到不满?

首先应该看到,欧洲的政治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通过示威游行来表达诉求。他们没有把矛盾消化在日常治理程序中的制度设计,所以很多矛盾无法在其他程序中消化,而是集中在竞选和示威游行中。示威游行就成为一个释放渠道。

第二,现在的欧洲仍然具有平衡机制。这个平衡机制以经济增长、员工福利和政府稳定与协调作为一个循环:经济增长给企业带来利益,但企业不能享有所有利润,需要给员工增加福利;政府的作用是协调、弥补和平衡。这叫作“社会伙伴关系”。

社会伙伴关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下其实是一个很稳定的机制。但稳定背后有一个问题:它的增长相对来讲不会很快。除了战后恢复期增长很快,一旦稳定以后就是低速增长,但社会很平衡。一旦出现经济停滞,或者低增长受到外部挤压,这个稳定机制就会出现裂痕或者承压——现在就是承压爆发的状况。

中国网:现在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福利制度、现有机制和公众诉求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落差?

周弘:经常有人问我,欧洲人还要什么?应当说,他们享受着全球最高的福利。虽然这些年来欧洲的福利给付在调低,这是财政平衡的需要,因为老龄化加剧了。在老龄化条件下,退休后的余寿变长,积累的养老金不够了,就要重新做财务安排,要推迟退休,养老金的替代率要降低,这些都是财政平衡措施。但是老百姓不会管财政压力,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钱变少了。

其实不仅是欧洲处于百年变局之中,我们都需要密切、务实地观察这个变动在各个领域具体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然后进行预案。欧洲是最典型的被迫应对、缺乏前瞻应对措施的地区。他们做了很多研究和量化分析,比如将来什么时候养老金不够用。如果这些变动发生在一个经济飞速增长的时代,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民众考虑的是赚多赚少的问题,是自己跟自己比,都是过得更好了。

但在产业经济利益开始变化的时候,有些人是更好了,比如掌握技术的;但有些人的绝对数额就比原来下降了。所以现在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是跟别人比,就会感到不公平。类似的社会心态变成了社会怨气。欧洲对于这种社会怨气的疏导没有足够准备,但现在欧洲社会已经囤积了大量社会怨气,它的出口就是政治极化,政治极化最后导致的就是政治分裂。而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社会运动已经开始显现政治后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学部委员周弘接受《中国访谈》专访。(郑亮 摄)

·从福利落差到右翼回归:欧洲为何难以凝聚统一意志

中国网:我们讨论欧洲经济停滞的原因,除了外部压力以外,内在方面就像您说的,欧洲没有主动改革,而是被动转型。您觉得之后欧洲应该怎么办?

周弘:我觉得也不仅仅是经济。说起欧洲经济,当时他们正处于欧债危机,有一位荷兰经济学家跟我说,欧洲人还是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拥有大量人才,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拥有将近5亿较高素质的高消费人口,是个庞大的市场。欧洲的实力还是不容忽视的,就算经济增长维持在百分之零点几,仍然是庞然大物。

但是欧洲缺乏内在的向上动力。他们也说自己没有竞争力。欧债危机的时候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竞争力。缺乏竞争力这个问题从俄乌战争以后恶化了,而且显现了。因为原来欧洲有一个竞争力来源,除了刚才讲的自身实力以外,就是廉价能源。一旦抽走了廉价能源,就把原有利润、也就是竞争力的一部分抽走了。所以肉眼可见,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了,生产压力也加大了。

世界市场的竞争是不等人的,所以欧洲就着急了,感觉自己的作用比原来小了。虽然在很多领域欧洲还处于领先,在工业化国家里面有相当大的优势,但在高科技领域明显落后很多年,而且想要追赶还需要欧洲能够勠力同心。

并不是所有欧洲人都看不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做不到。因为欧洲是一个碎片化的地区,是多元一体的政治体制结构,它的社会观念、社会利益都是分化的。这些年来,我觉得欧洲是被动转型的状态,使得他们很难凝聚出一种全欧洲的统一意志,比如要发展、要复兴。事实上这种统一意志可以克服困难、推动整个体制向前发展,但欧洲缺乏这个东西。

中国网:像现在欧洲民众的怨气,包括对现有福利制度的不满,其实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周弘:是的。虽然大家表达的是“我的生活不如以前了”,但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

中国网:再把目光转向塞尔维亚。社会运动持续发展,并对该国政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新的政治力量正在登上欧洲舞台?

周弘:各个国家情况不太一样,但类似的情况是右翼思潮强势回归。不能说它占据了绝对上风,但也是一种强势回归。因为思潮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旦形成,它会成为像烟雾一样的力量,说散就散,也可能扩散。如果欧洲执政党现在缺乏领导力,特别缺乏思想上的领导力,这种思潮就会像气泡一样扩散。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政治极化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感觉不到它有那么大,但从外界看过去,它就是很大,有像泡沫一样的放大作用,因为有媒介帮助它扩散。一旦形成,通过扩散影响人们情绪,形成政治力量,就会改变欧洲前途。

而且它很难控制。社会怨气还有一个特点:它不会很具体地去改变机制、政策,而是首先要找替罪羊,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各个党派在找替罪羊这个问题上都挺一致的,因为不需要成本。

·2027年的考验:有没有领导力重建“动态平衡”

中国网:2027年前后,欧洲多个国家将迎来重要选举,政治极化以及右翼力量的发展,也将继续考验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秩序。结合我们前面谈到的社会不满和治理挑战,您认为欧洲未来最关键的考验是什么?它能否在这些变化中找到新的平衡,重新凝聚社会共识?

周弘:我觉得最大的考验还是有没有领导远见和领导力的问题。从现在对骚乱的应对来看,欧洲缺乏的是对转型期很深入的认知。产业转型将来会更快速地改变欧洲产业结构,比如数字技术的应用,会快速改变很多生产领域的效率,包括带来治理挑战:怎么应用,怎么使市场规则适应产业变化。再比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重新进行社会组织,因为会把人分成懂技术的和不懂技术的。

过去几次工业革命出现的结构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引起的新贫困,都叫作“产业转型以后的社会治理”。首先是产业治理,然后是社会治理,都要用新方法和新思路。过去的平衡机制不行了,肯定要改。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保证民众的表达和政治程序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是最大的挑战。

所以,如果没有前瞻眼光,没有在动态背景下对整个社会进行重新建构,那过去认识的欧洲理想、欧洲事业、欧洲实践、欧洲观念以及欧洲模式,都会成为问题。

中国网:如果乐观地评价欧洲的前途,您怎么看?

周弘:乐观地看,首先要看到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欧洲处于一个大变动的环境里,这个大变动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非常严峻,不能靠打压别人来赢得这次转型,所以必须要有新的思维。

这个新思维,我把它叫作“动态平衡”,重新设计动态平衡机制。过去的结构在几十年里非常有效,让企业、员工和政府能够相互作用,保障稳定发展。但现在这个结构受到冲击,需要动态调整,让它取得新的平衡,而这个新的平衡需要和平的手段。其实很简单,如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够把政治智慧都集中起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才可能重新组织力量去应对困难时期。因为能够跨过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人类就会更进一步。如果还是在这个过程中相互猜忌、相互打斗、你争我夺,受到损失的不只是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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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网
(本期主编:郑海滨;编导/主持:汪雅雯;摄影:郑亮;配音:白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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