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两会期间，中国网邀请到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先生，就构建“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等内容进行了访谈。下面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网友，大家好，这里是两会直播间。欢迎辜先生，请您对当前经济、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跟网友进行探讨。我的第一个问题，对于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来说，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需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
辜胜阻：今年两会主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我们在2009年最主要的任务是保增长，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几个方面的失衡。
首先，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的外需冲击是最大的，我们国家的政府通过拉动公共投资，通过提升内需来弥补外需的损失和受到的冲击。在内需和外需方面我们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多依赖外需。这样内需和外需的明显失衡就暴露出问题来了。
另一个，在这场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经济学意义上增长的三驾马车也出现了一种失衡的局面。现在我们扩大内需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的贡献超过90%，在三驾马车中间，投资、出口、消费，投资这匹马很强、很大，但消费这匹马很瘦、很弱。所以也存在着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
第三，我们看到在投资中间很显然主要是靠政府的公共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民间投资的势头比较弱，比如说广州政府的公共投资增长速度是60%以上，而民间投资增速只有不到1%。所以，这又是一个失衡。
从社会结构来看，我们还可以看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城乡之间失衡。有人说我们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还有在企业结构中间，我们的中小企业发展不足，特别是小型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比较大。我们保就业主要是靠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城镇就业上做出了80%的贡献。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也不够。最为重要的一个失衡是我们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廉价劳动力这种要素来支撑经济的高增长，不是靠创新，不是靠管理，不是靠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所以，我们究竟需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我们上面的这种种失衡表明我们要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我认为我们的合理发展模式应该是“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
为什么要提均衡共享呢？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主要出在分配上面，总理讲到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现在我们的蛋糕应该说很大，但是怎么把蛋糕分好？只有分好了蛋糕以后，我们才能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消费是经济发展中的短板，怎么改变这种短板的状况？要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为什么是创新驱动？我们现在过多的是在依靠廉价劳动力，依靠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形成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地位。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种局面说明我们是在低端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的总量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大而不强，我们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是我们快而不优，要改变这种局面，要靠创新驱动。最后我们要把蛋糕分好，均衡共享，让所有的劳动者能够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所以16个字：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
主持人：咱们2009年遇到了结构失衡，2010年发展可能不光就是讲究速度，要进一步讲究发展的平衡。
辜胜阻：如果说2009年主要是保增长，2010年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调结构。再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温总理城镇化新政是政府工作报告最大亮点
主持人：说到经济发展方式这方面，您刚才说的这16个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是可能要真的去执行它或者做它，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其实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每一个问题相对来说都比较难解决，需要一步一步去推进。
您说过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是扩大消费，说到扩大消费，因为扩大消费可以有效的启动内需，当前城镇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未来引爆这种内需可持续性发展重大的主题。这句话可能很多网友理解得还不够深刻，这方面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辜胜阻：这次总理的报告当中一个很引人瞩目的亮点就是城镇化新政，最重要的就是要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这一点很重要。应该说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现在我们有2.3亿农民工，工业制造业中大量的工人都是农民工。他们实现了职业的转换，他们也实现了地域的转移，从农村到城市。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没有转变的，就是身份没有转变，他们头上还戴着“农民”的帽子，还是农民工，不是市民。在待遇方面，农民和市民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就意味着可以让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户籍不简单是一张纸，户籍背后涉及到社会就业、子女教育、劳动工资、住房、社保等等一系列的城镇居民的待遇。所以，市民化的背后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很大的努力去提供公共服务，这也会带动农民工的消费。现在农民的平均收入和市民的平均收入都有很大的增长，农民工收入是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收入比农民要高，他的消费能力相对比农民要高。城镇化新政当然还有其它的要点，比如说要扩大县城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20年前对很多县城做过研究，那时的很多县城只有1—2万人，20年过去了以后，这些地方现在已经达到20万人、30万人、40万人，有的甚至70万人，比较典型的就是义乌。义乌过去就是一个县城，现在已经到70万人。从小县城发展到今天的中等城市，周边很多县城发展成为小城市。所以，县城发展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有很多农民工在北京、上海打工，赚了很多钱，他们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是很多农民工都回到他们老家的县城购房，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觉得很难融入大城市，但是他们又回不去农村，现在有些县城的房价每平方米1000元，这些农民工在县城，希望通过县城来实现他们的“市民梦”。我们的政府如果能够因势利导，这样就可以使农民工找到他们的归宿，在那里实现他们的梦想。
主持人：看来农民工市民化也好或者城镇化也好，可能都是从中小城市或者是从这些小的城镇开始发展的，大城市应该是第二步考虑的。
辜胜阻：大城市现在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应该说如果我们这些大城市离开了农民工，它的运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大城市也能吸纳很多农民工，但是这其中也有问题。我们也有很多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可以吸取，比如我们讲城镇化的拉美化现象就是在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大城市打开城门，让农民能够非常自由的进城。拉美化就是让非常明显的贫富差异集中在大城市，一边是大量的贫民窟，一边是高楼大厦。拉美化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对立，把社会矛盾都集中在城市，另外也带来很多交通、治安等等方面的大城市病。
目前对于在大城市有稳定的职业收入的这一部分农民工，政府也应该逐步的来解决他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工资待遇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障要跟进，特别是子女的上学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要让他们的下一代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
我个人认为，户籍的改革首先从中小城市突破。我讲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围绕着三个“中”，一个是在中西部，因为中西部是大量劳动力的流出地。再一个是围绕着中小城市，还有一个总理在他的报告当中也讲到，要鼓励返乡的农民工创业，通过创业来解决就业发展中小企业。比如去年的安徽就有几百万人通过创业带动一大批人实现就地就业，这样就不至于搞“空城计”，让我们的中小城市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
所以，概括起来要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然后大力发展县城和中小城市，把这个地方的基础设施做好。再鼓励农民工创业。因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减少巨大的社会代价，现在1.5亿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和他们的家庭是分开的，我们国家现在有几千万留守妇女和6000万留守儿童。我们现在聊到的有中西部的很多农民工不愿意到沿海去打工，因为农村的收入提高了，他们的就业机会随着东部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后，他们在家乡也能找到较好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低一点点，但是他们的生活质量可能比外出打工可能好一点，所以现在出现用工荒、民工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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