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应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民生、保增长、促发展的政策措施，更多政策扩大消费，财政政策倾向民生，货币政策更趋宽松，出台政策刺激出口……而一切都突出了“民生为重”的执政理念。在此际召开的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一系列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要议题，更是让老百姓充满期待。中国访谈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老百姓关心的部分热点问题进行解析和前瞻。

进入现场访谈：中央经济会议民生热点解析>>>>

农民作为主体参与经济建设 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中国网: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出台了很多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要议题，在这次会议中您最关注哪些议题？

杨团:这次会议中比较关注兴农合作社的问题。因为兴农合作社第一次承接了财政部的农业开发项目。原来的财政部做农业开发项目的时候，都是直接把资金、合同放在当地政府里承接，这次是财政部第一次把农业开发项目让合作社来承接。合作社就参与了农业开发的规划设计、材料的选购、监督、协调当地村民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以往做农田开发的时候比如要修桥、修路，要在农民的田里打水井，这些都是农村的公共设施。这些公共设施政府出资，政府修建，这个事情过去政府出资、政府修建农民就认为这是事情是政府的。如果遇到在你家的田里修水井，这个水井是给大家用的，这个农村户就有很多问题，他说不能改。等到农民组织自己做的时候，他们把农业买法所有的项目做成是自己的事，我们是主体,所以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和大家一起讨论，事情办的很好。当地政府非常满意，他们说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农民参与，我们的工程时间要长，我们花的经费要多，我们给农民做的好事得不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农民不高兴。现在农民组织参与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而且农民组织参与的项目的资金链不小，在他们村修了不少的桥、路、设施，大约有120万的设备、设施和资金。农民很有意思，他们自己选出一些监督员，这些监督员来监督包工队的施工，发现质量不好，就要提出来返工，报告给政府。政府说农民监督员说的很对，就让包工队返工，有一个桥返工了三次才合格。如果要是政府去和包工队谈，往往谈不下来，但是政府告诉包工队，这是农民监督员监督的。所以农民参与去做农村的基本建设、基本设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的关键是农民做了主体，而且农民是用组织化的方式参与的。我自己觉得它是非常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

因为农田基本开发的项目在今后有4万亿的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很重要的内容。基础设施建好的话，的确可以拉动整个农村的农业的成长，而且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让农民更好的参与。所以它是一举多得的事，财政部做了一件好事。农民组织自组织力比较强，能够发动农民共同参与的地方，我们的投资一定能够得到更大的效益。而且在公共设施建设的同时，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有一个快速的成长。

通过这个来拉动整个项目工程的质量，速度也提升了，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看到了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农民组织的密切合作。当时在言谈会上，先是政府市里的一个高主任讲，然后是一个总工程师，是郢州区的，专门来负责这个工程的。接下来就是兴农合的张勇理事长，然后我们到村民看农民是怎么做的，自己怎么监督的。我自己受了很好的教育。

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切断中间环节 让农民直接和市场对接

中国网：在这次的会议中，我们注意到要大幅增加对“三农”的投入，促进农民的持续增收。也就是说，不管要让农民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更重要的是要让农民富起来。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调研？或者您认为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杨团:我在农村这几年都跑过很多地方，包括去四川灾区大概6次。我感到三农问题要解决，就要使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最重要的困难和问题，第一就是市场营销的问题。农民种的农产品能不能够在市场上实现价值，市场营销的链条太长，经常外来的商人去买农产品，然后一道道的批发，最后送到市场上的时候，在消费者手里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一倍多了。而这个价格是农民拿不到的，农民能够拿到的只是很少的，顶多偿还成本，而且利润有时有，有时没有。

所以如果要想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切断中间环节，让农民直接和市场对接，这样才能够真正让农民所创造的价值真正到自己手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持之以恒探索。第一个要点，一定要组织起来。分散的小农户去对接大市场是不可能的，中间商实际上是一个小中间商变成大中间商，大中间商又变成商业企业，或者是企业的整体采购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第一农民能力组织起来，而且这个组织的规模不能太小。

第二，组织起来的农民要能够和城市对接的话，其中是需要一个重要环节的帮助，这个环节的帮助就是直接对农民的运销公司或者是运销的大市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批发市场，但是这些批发市场不能够直接对农民的合作社，而是对了一些大户或者是公司。实际上，政府在这个方面要创造，要想办法，怎样能够让农民的合作社，包括专业合作社和综合性合作社的农产品能够直接进入到大卖场，大卖场减掉所有的中间环节，能够尽快到消费者手里。这样一个过程，重要的就是要组织和组织、机构和机构的对接，而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对接。

还有一个办法，由农民合作社和城市消费合作社直接对接，中间也不经过大卖场。这是第二条路径。第一条和第二条路径，我在台湾考察农会的时候，台湾有一个果菜市场，每天早上3点中从台湾的四面八方，农民的合作组织拉着他们的蔬菜和水果到这里来，5点开始拍卖。而这个公司是政府建立的，所有的设施、人员的工资都是由政府负担。也就是说，它把成本全部由政府来负担，让农民的组织进来以后立即就可以实现它的价值，而且用拍卖的方式使它公平透明。所以，所有在台湾的农民组织，每个人都说这个大市场给他们的利益。

另外，在台湾有一个“主妇联盟合作社”，有24000多人，已经建立了20年，而且遍布台湾所有的城市。她们都是妇女，她们和合作社接起来，她们所需要的果菜、粮食都是绿色的，农民合作社直接把东西运到城市在他们的小超市里摆上。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这里也有一点萌芽。比如在四川有一个河流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在郫县的一个村庄组织了对接，由成都的主妇，一些消费者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大概有100人左右。但是这个合作社是一个萌芽，她们所需要的绿色的农产品都是由郫县的一个小山村供应的。这个村里的村民一星期供应两次。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城市消费者现在非常希望绿色产品，尤其是三鹿奶粉的问题出了以后，大家更加关注大米怎么样、鸡蛋怎么样、水果怎么样，大家都希望吃无毒的，是真正绿色对人身体健康有益的，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大大大市场。但是怎么能够让这种市场的需求真正变成一个高效的供给，变成高效的供给就要考虑组织。所以组织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只要这边的消费者有这样一个愿望，而且真正帮助农民的合作社的组织，这样的效果就是双方都得益。

现在缺少这样一个平台。我在四川也听到有一个叫“野草”的NGO，他说我过去只做城市里的居民工作，怎么样让居民们得到更好的文化方面的知识、享受。但是，我现在发现地震以后，一些城市知识分子的眼光开始向农民，所以他说我们得想办法做城市和农村1+1，实际这个意思就是想打通他们之间的渠道，让农民新鲜的、绿色的果菜能够直接送到消费者手里。

所以我很高兴的是，已经有一批年轻的城市知识分子，这些NGO的头头们们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所以只要我们去想，只要去努力就没有什么不能实现。尤其在今天中央这么好的政策大的环境条件下，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发现问题，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矢志不渝的做下去。在这方面NGO起着很重要的作用，NGO做好了，就可以传给政府，政府再进一步把它制度化和规范化。

中国网:刚才您说的非常对，在中央这么好的大力支持下，有这么好的机遇，农村出现很多新鲜的事物，有很多新的尝试，出现了很多新的模式，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刚才也谈到要给农民增收，现在给农民增收的途径也不外乎是两种，一种是外出打工，一种是在家庭务农。但是在国际大环境下，这两种综合方式好象都受到了一些挑战。外出打工现在是就业问题，本身压力非常大，可能会减少一些就业机会；在家庭务农，现在粮食价格走低，对农民的收入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杨团:重要的是关于农民外出打工的问题，现在中国农村的农民人均收入2007年是4000多人民币，但是1978年只有133块钱，这三十年农民的确是大幅度的增收了。但是增收中的主要成分是来自打工，所有的家庭几乎都是这样。有的地方甚至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来自打工，有的地方算是，包括旅游和果品、蔬菜，大概占到三分之二的收入是来自打工，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

当经济现在出现波动，我们受全球经济的影响，尤其在珠三角地方有一些工厂倒闭，中小企业现在发不工资来，它就只好关门，这样大批的农民工提前返乡。我们以往实际上是到春节的时候才返乡，返乡之后又出去，现在大批的人提前返乡。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要看到这正好是中国加强农业，加强三农，提高农村的好机会。任何事情有两面，它有负面的一面，就一定有正面的一面。正面的一面关键是你能不能发现机会。我刚才说怎么样把中间环节砍掉，让农民直接和城市的需求对接，这样两种方式，一个是政府搞，直接对农民的大卖场、运销公司；一是就是由民间的合作社直接对接。

如果这个做好了，它是完全可以创造不少就业岗位的，也完全有可能把农业的收入比例提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的农民你问他，他根本就没有一分钱是从农田里出来的。但是未来能不能把这块的比例提高，它对农民增收的作用非常巨大，因为它稳定。也就是说，实际上农民出去打工的增收，遇到的经济波动，包括城市有一些部分服务业受经济波动很严峻。但是农业的事情，人人都要吃，而且要越吃越好，而且价格高点不怕，只要是绿色的就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自己认为，它增收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要搞健康食品，要搞健康农业，要做健康农业的大产业，这是一个很好机会。从三鹿奶粉引起的问题，人们的意识在提高，这样需求就上升，只要供给跟得上，这块的收入就会涨，这需要很多人从事农业、运销、服务等等。所以这块是可以好好的进行规划和推动的。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农民工现在从城市的很多产业退出来，这个问题怎么办。实际要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要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必须两只手。一只手要搞好大农业，是健康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另外一只手就是要搞好加工业、服务业，要通过加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产量、规模的提升，起码有一半的农民能够融入城市和城镇，包括小城镇，能够从非农方面拿到收入。如果我们的收入一方面来自农、一方面来自非农，那么整个农民的增收问题就得到了保障。

非农这块怎么办？非农的关键第一是发展中小企业，我们要改变产业结构，发展中小企业。第二，在发展中小企业当中，要选择性的发展。也就是说，要更好的发展商业、流通业，包括金融业。也就是说，在中小企业当中，有一些工业的中小企业现在遇到经济危机，它的产品销不出去，外面的加工单子没有了，只好关门。但是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消化我们自己的产品，只要我们的人眼睛都向内，看看中国13亿老百姓，城市和农村有什么需求，这样我们根据这些需求来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这也是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那么就有一个希望。

举个例子。中央的文件当中提到，就是我们要发展城乡一体化的结构，要发展中小城镇。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到四川去过，而且看到一个现象。其实我在湖北建始县那个看到过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合并乡镇的时候，把一些古旧的乡镇放在一边，好几个镇变成一个大的乡镇。但是实际上，那些相对比较古旧的镇都有几条街，有原有的市场，而且有的时间很长。像湖北建始县河水平那个地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它已经不是镇了。

在这些地方，它都有一个商业聚集、服务业聚集的空间，就有一些农民因为离非建制镇很近，现在的交通相当发达，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怎么概括他，他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农民工，他白天在乡镇做生意，做服务；晚上就回家，还住在村里。这些人实际上他们家的人还在做，比如老人和妇女做农业，但是他本人实际上已经是非农了。我自己感觉到，像这样的乡镇的发展现在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

实际上，小城镇的发展不光是建制镇，而且小城镇的发展就像费孝通在20、30年前就提到“小城镇、大问题”，就是说解决中国这么多分散的小农户，最终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发展小城镇。我是搞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的，很多人对这个话不以为然，认为只有搞北京、上海，只有搞大城市。所以我自己感觉，改革开放30年，回过头来看，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解决这么庞大的小农户怎么走向现代化，怎么让他增收的问题，7、8亿农民，我觉得小城镇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回过头来重视小城镇的发展，重视这些白天上非建制镇、晚上在家里的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把农村和小城镇密切相连，是新型的城乡统筹一体化。这部分的发展我自己觉得，如果中央给予注意，给予一定的投资和扶持，特别是鼓励这些商户在镇上组织成一定的综合性的组织，合作社的组织，协会的组织，包括有的可以做行业协会，然后把农村和城市怎么结起来，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又能统筹城乡的发展模式。我觉得有可能在中国非常有希望。

因为从台湾回来，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韩国、台湾走了100年，它的农业到今天还是很强，农民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社会人均收入的70%，没有人看不起农民，农民的地位很高，农村的周围环境也很好，而且还有不少的原来的农家子弟又回到农村。为什么？我后来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他们的选得对，他们最后走的道路我总结是“综合农协制度”。实际上是多功能的，先从农村起步，最后和城市连成一个很大的网络，和城里有一个很好的商品交换。

他们这条路是在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今天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小农户，这么多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借鉴他们农业时代走向工业时代的经验，然后创造我们自己的综合农协的模式。这种模式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多功能，不是只做一种产品，不是说只做农产品，而是它还有金融服务，还有养老、医疗，把农民所有的内需都拉动起来，用好的制度设计起来，满足农民的供给。所以它是综合农民所有的需求，给予供给功能，来应对农民的需求。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内需决不是一项一项分裂的，而是由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组织的体系把它整合起来。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城乡。城市跑的这么快，每年城市和农村的差距都在拉大，这个事情不能持续，如果持续下去，我们的国家、政府、党都会出大问题，所以大家已经有共识了。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综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不仅是农民的各种功能要综合，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城市和农村的需求、供给怎么让它综合协调。这是我们面对的大问题。

我们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到解决它的问题，要和农村相关联，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农民，而不要很简单的让他们进城，让他变成城里户口，让他脱离农村，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城乡协调，我们想到的是他最好不离开农村。所以我刚才讲那些非建制镇很有道行。也就是说，白天他们到镇里面做生意，可以到处跑，但是他的根还在农村，住在农村。他在非建制镇可能有一个房子，但是那个房子也许他住两三天，因为他回家很近。这样一种生活模式很可能是对我们解决三农问题，建立一个城乡统筹协调的共同体，是有利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我们的人口主体是农民，我们有一个这么沉重的问题，就是进入工业化，但是我们遗留了农业社会的重大问题，这些人口的收入怎么提升，他的生活方式怎么走入现代。这么大的问题一定要有创造力的想法，一定要有非常有活力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一定要吸收全世界的，包括日、韩、台，因为东亚的模式和我们的文化接近，一定要吸收一切好的东西，还包括我们自己的实践，把它总结起来，在一些地方做社会政策实验。我觉得各地的实践+社会实践，才可以解决这么巨大的问题。

现在中央有一个很明确的政策，要拉动内需，而且第一个就是三农。非常明白拉动内需的主体是农民，所以在农民、农业、农村发展上去进行组织创造和制度创造，我认为是解决现在问题最关键的。

 要促进社会和谐，不仅要注重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要解决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

 中国网:刚才说了这么多的例子，我们感觉到农村自身就有很好的创造力，是我们做科学发展观一个很好的试验田。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商机，农民自己就能找到。像您说的，不一定要取消城乡户口的差距来解决，都涌向城市，但他没有找到工作，他又没有土地，这样他的生活更难维持了。

您刚才也多次要提到拉动内需，有4万亿。农村消费的市场非常大，刚才说要让到他们增收，就是有钱，然后是花钱。但是我们都知道，要花钱就要有信心，有安全感，这个社会保障就非常重要。我们在这次的文件中也看到，对社会保障的力度非常大，提出不仅要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续的办法，还有一个失业改革的方案正在向高层提出。也就是说要在各个方面，不仅在养老、失业、医疗，都要有一个全方位，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全感的政策，这样大家才敢消费、花钱。从社会保障方面，您有什么高见？

杨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最近在研究中国扶贫战略的转型。因为我们当时提出87扶贫计划的时候，当时农村贫困的人口大概有2亿5千万，占整个农村人口的30%。但是据2006年统计，实际上贫困人口已经是1500万，占总人口的1.6%。因为78年的农民人均收入133块，当然还有物价的应该扣掉，可能2007年已经到了4000元。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就要考虑我们原来的扶贫战略，就是把扶贫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从上到下，从国家扶贫办，然后是市、县扶贫办，政府拿出多少亿，每年拿出很多钱，给各级去扶贫，给农民户一定的资助。但是这个事情是在我们没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制定的，是87年的。我们的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是在最近几年快速先前推进的，我们以往的农村社会保障，或者是国家保障是在计划体制下的，基本上是由村里，或者是人民公社自己负担，比如说五保户，它并不是政府出资，所以那个时候的保障只是一个概念性的。

现在中央在最低生活保障，就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上已经大批出资了，全国各地基本都已经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民政部原来的困难户救助，那个时候不是太规范和制度化，是一个临时性的，现在是固定性的制度化。还有新型合作医疗出资了，从03年到现在，而且在不断递增，今年新型合作医疗已经实现全覆盖了。

还有养老保险。最近人力资源部正在策划的就是政府要出一部分资，给予农民最低的基础养老金的制度，然后再让农民做个人帐户。这套东西说明，实际上我们今天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架构，这样一个基本架构已经可以承担当年没有这个架构时对于贫困农民的扶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扶贫战略转型，而不把它孤立起来，把我们的扶贫工作融入我们现有的体制，让方方面面的，不管是养老、医疗、救治，还有农村的社会福利、服务，老人的服务、包括敬老院等等，这些工作都融入进去的话，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问题。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希望，就是这几年我们在农村社会保障当中的力度很大，已经起到了相当不错的作用。所以实际上，政府的体制、结构是应该适应新的环境加以改造。扶贫办有没有必要从上到下变成一个孤立的体系，而且这个资金的效益不高。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各个部门到农村是整合在一起的，把这个体系建设好，会对农村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是结构化的问题，或者它是社会政策的问题。

至于到每一个养老、医疗，农村住房问题时，特别是汶川地震以后，大批的，几千万的受灾人口的住房要在最近几年很好的解决它，这是重大的工程。还有最低生活保障。这些都是可以一一讨论的。我想说，农村的医疗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农民的健康保证体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全面健康行动，中央也倡导这个。全面健康行动是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据过继的专家研究和通集，致病的因素，解决的问题人的行为方式改变的贡献最大。如果是医疗的话，它对解决你自己的健康的贡献只有8%，但是这8%的占了90%的子。所以在农村，因为我们有蓝天、白云、土地、河流，还有绿色的庄稼，这些都是健康的因素，农村最容易打造一个健康的空间和发展健康的农业产业。我觉得在医疗方面，当我们已经全覆盖了，解决了大病问题，之后要关口迁移，要解决社区的预防保健问题。但是社区预防保健的关口其不够权威，还要再迁移，就是要解决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要解决健康的问题。解决健康的武装就是在这个方面投资。怎么去解决人的健康运用呢？不是靠药，也不是一般的防病，而是干脆不得病，就是活的健康，这多好，要开发健康产品线，如果网友有这方面的兴趣，我很愿意和你们讨论和联系，我说的是又发现新的创造空间。比如说健康草屋，我在农民那里看到很多健康操舞，不是我们做的广播体操，而是各地带有民俗风情的操舞。

还有健康的游戏。我们有一些游戏帮助大家进行互动，相互认识，能不能通过这些游戏来本身大家认识健康呢，现在有一些做的很好，我们把原来很多游戏搬在灾区，让老百姓相互了解。还有我知道有一个专家，他是一个大画家，得了好多奖。他专门哗一些很简单画，而且把很多广告的标识，地铁的标识，不要仍垃圾，但是没有字，都是画，他把这些集中起来，他发现这是一种语言。我觉得这个很有创造性，很有启发。我们的健康宣传能不能让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看到，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开放。

而且应该培养健康知识。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可以开发的东西很多。只要我们跑开传统的思维，而且用创造里的眼光看世界，看需求，我觉得新的思路、方式就站在你的面前了。

中国网:您的确给我们描绘了非常广阔的空间，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希望。在这次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不但有扩大内需、提高大家的收入，提高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社会保障，还有一点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要让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达到充分的平衡。在这方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杨团:因为我是三句话离不开农村。我觉得现在在农村已经出现了一些利益群体，比如说农民出身的企业家，还有一些农业大户，这些已经很成气候了。有一些企业家用农产品进行加工，比如说在湖北建始县有一种植物叫魔芋，这是健康食品，加工以后可以卖到日本和台湾。国内对健康食品没有感觉，人家早就觉得很重要了。所以别以为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收入高了，其实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爱护，还远没有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走在我们前面，这要承认。

我在农村走的时候发现这些大户、这些企业在做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是以赚钱利益为目标的。所以他们如果要以农村为农场，然后把农民作为给他生产原材料的工人，他实际是挑选的，他决不是像政府那样，我把所有小农户都带起来，把所有贫困都带起来，他一定要挑你家里有多少地，你能生产多少粮食、水果、蔬菜，你要是不够规模，他就不要。所以很显然，普通老农户是分散的，没有人保护他，而大农户以及企业，他们已经形成了利益群体，而且这个团体最糟糕的是很多地方的政府只看到大农户和企业，他们的钱，包括扶贫的资金，只给这些人，而这些人又带不起小农户。所以这样就逐渐在农村形成了利益群体的分割，也就是小农户越来越和你不是一条心，所以真的是到小农户发表意见，包括讨论选谁的时候，他心里当然不乐意。而政府的眼里看的是大农户，看的是企业，而且这些大农户和企业基本上都是当干部的。所以现在面临的农村的农民被这样一个利益群体在分割的状态，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

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要认识到，我们的政府不是为了个别的企业家、大农户服务，政府的责任要覆盖全体，不管是社会保障、扶贫、经济发展，一个都不能少，能够带起来走，这才是我们的责任。怎么达到这样责任？政府第一要认识。因为有一些大农户和企业在市场的竞争中学会了不好的东西，就是想办法给你一点好处，就和某些政府官员拉成一片，让上面来的钱、项目、所有的好处都落在我的盘子上。这样这些人开始和政府的某些官员结成利益团体，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在有些地方尤其严重。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思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先要想原因，原因由于我们的某些政策，特别是扶贫政策，包括一些开发的政策，对农业产业的扶持政策的问题。我们的扶贫开发载体是谁？我们的载体不是一个都不能少，把所有的农民都拉起来的综合农业，像日本、韩国那样，而是星星点点的，这个企业、那个企业、这个大农户、那个大农户等等，他们自己的工厂和企业总是一小部分，根本不可能把全体拉起来。

我们的一些合作社其实就是这些企业和这些大农户自己办的某些事业的翻版。也就是说，看到国家定了专业合作社法，我就可以跟着上，因为我可以免税，政府现在支持专业合作社，我就马上翻版变成合作社要钱去。这样的问题导致了农村社会内部的利益分化，而且集团性的利益分化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想，第一要考虑我们自己的政策，我们国家自己制定的政策里面是不是缺乏了重要的视角，就是社会政策的视角。我们是不是脑子里就想着经济，政府给钱，你就要带来效益，只有给一个农业企业，就可以算帐，我给他投资多少，他最后产出多少。我给一个大的专业合作社，或者一个大农户，就可以说给他投资多少，他出产了多少粮食、水果。这个思路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观点，和过去要GDP的概念一样，只要GDP的增长，而不要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如果我们用社会学、社会政策的视角看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他们发现，原来他们带起来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而且这个很少的人给他投的越多，它的人均所得就越高；它的人均所得越高，就和普通小农户的差异越大。现在的问题就是农村的两极分化比城市还大。这就是政策的结果。

如果政策出了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经济从表面看起来是上升了，但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从整体的拉上农民的收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是不好的，因为它加大了差距。不但加大了收入上的差距，还拉大了人心的差距。就是你和我不是一伙的，咱们不能一块。其实农村原来很和谐，当然农业社会本来差距不大，大家都在一起做着差不多，容易和谐。等到一分化，人们都跑出去，有矛盾了，就不容易和谐了。但是有矛盾以后，怎么能够让大户、大企业家认识到一个人致富不是富，要全体农民，全乡镇，甚至全国农民致富才是富。怎么样让这些人认识到？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和家乡，和乡亲父老不拉大距离，而且在一起。

所以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在这些企业家和大农户，主要是政府，主要方面在政府的政策。在政策里面没有社会政策和社会学的视角，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还是单纯经济观点。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现在分成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很正常，因为在市场体制下，它的利益就是多元化的，有不同的利益群体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本身是社会成长、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大农户最后拿了国家的钱、国家的物资，最后你的收入上去了，但是你损害了你的乡亲父老的利益，你的周围还是那么穷。

所以怎么才能够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且让他人也得到成长的同时你得到利益。这样一个概念在利益多元化的市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作为党和政府，应该想这本来由于你的责任，全体老百姓选的你，你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是一个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是毫无异议的。但是您所制定的政策，特别是在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问题一定要反思，要回顾，解决好它。不仅要注重城乡之间的差距，而更重要的是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往前走，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的目标。（中国网 王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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