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网《中国访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恰逢“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局的历史交汇点，会议以“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概括总结了过去这很不平凡一年的经济工作情况，既肯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也没有回避老问题与新挑战。明年的经济工作都包含哪些重点任务？会议对于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收入、民生、房地产都进行了怎样的部署？我们对于2026年的中国经济可以抱有怎样的期待？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采访到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原总经济师陈文玲进行分析解读。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中的“稳”与“进”，“质”与“效”
中国网：我们看到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过去的2025年——这很不平凡的一年的经济工作的概括总结是“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一方面肯定了经济发展中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没有回避经济面临的一些老问题和新挑战。您怎么看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研判？
陈文玲：我觉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和四中全会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是一样的，这说明党中央对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有着非常清晰的判断——我们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既有重大机遇，也有重大挑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我觉得我们的外部环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加速演进，国际局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在增加，大国竞争博弈异常激烈，而且一些国家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实际上现在已经带来了全世界贸易体系的紊乱、金融体系的紊乱、货币体系的紊乱、投资的紊乱、产业链供应链的紊乱……世界上各个国家都面临着新的变局。在变乱交织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是在大风大浪中平稳前行，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这种不平凡，不是在一般情况下，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而是在大风大浪中，在惊涛骇浪中取得的成就。
从国内来看，还有一些存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比如供强需弱的问题，原来我们的表述是消费需求收缩等等，现在我们新的表述是供强需弱。比如地方债的问题，比如房地产的问题，比如我们还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从整个国内外局势来说，我们国内国外两个大局都面临着挑战，但是要做好这两个大局的工作，要做好中国2026年的工作，实际上我们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不到80年，我们就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我们用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很多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道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思想基础、治理基础。所以，2026年，国内外的这些困难和挑战可能随时都在发生着演化，可能有时平缓一点，有时更激烈一点，但是无论如何中国这艘大船还是在平稳前行，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世界和平、世界发展以及维护全球秩序的稳定之锚。
中国网：您刚才的介绍也让我了解到，过去的一年我们取得这样的发展成绩确实非常不容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的这十个字 “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也是非常科学地概括了过去一年的经济发展形势。我们在展望明年的经济工作部署时，可以看到，政策取向主要是稳中求进，提质增效。从去年的“以进促稳”到今年的“提质增效”，用词的变化，体现出中央怎样的考虑呢？
陈文玲：稳中求进，去年也是这样提的，今年也是这样提的。今年的“提质增效”就是在稳的基础上，把整个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到高质量发展上来。这个“质”就是我们要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人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质”还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质，（总之）就是要把更多的力量放到高质量发展上来。其实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一个发展阶段的转变，就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2026年的“提质”就是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增效”就是不仅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更重要的是要效果导向，我们追求的是效果，而非单纯的速度、单纯的数量，我们要追求的是高质量基础上更优的效果。比如，我们提出“反内卷”，我们要实现优质优价，实际上这就是效果。在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明年的工作部署中，更加注重效果导向。
中国网：这次会议还提到了要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加大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能否请您分析一下，这些表述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陈文玲：其实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的调整、大的变动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非常大的外部挑战。加上2020年到2022年三年的疫情，给中国经济也带来了很严重的冲击，现在留下了很多存量问题。为了使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地发展，中央在去年9月26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台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政策，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出台政策力度最大的，其中包括刺激房地产的政策、刺激股市企稳回升的政策、对企业的救助政策，也包括民生的政策。可以说这也是近几十年来，甚至是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政策。所以，这些存量政策，比如“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新”（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还在不断释放。
2026年，还会出台一系列的增量的政策，就是在做优存量的基础上，把存量政策持续发挥的作用更好地释放，在此基础上，增量政策发挥乘数作用，使原来我们（去年）9月26日出台的若干政策加上2026年中央出台的新政策形成一种集成效应。这种集成效应是一种累加的、递进的，也是乘数的。所以，我觉得明年的政策力度对比今年不会降低，如果按照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它会更加管用有效。
关于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实际上我们坚持了多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在总结宏观经济调控的时候，就把逆周期调节作为宏观调控体系中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治理方式。所以可以看到，近几年的中央文件，关于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差不多都有这两句话，我们要实行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也就是说针对我们未来的问题和潜在的问题或者是变动中的问题，需要有穿透经济长周期、历史长周期的眼光，才有可能做到逆周期调节，需要更长的眼光才能做到跨周期调节。所以，我们对国际形势要有预判，对经济运行要有预判，对政策出台以后的效果要有预判，才能制定这种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的政策。
中国网：我们知道，宏观政策也是大家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当中，非常关注的一个内容。对于明年的宏观政策部署，我们注意到“积极有为”的宽松基调得到了延续。但是在具体的表述上，一些观点认为，财政政策（的侧重点）从去年的“加大力度”更多地转向了今年的“保持必要”；而货币政策更多地强调“灵活高效”。您认为这些表述方面的改变，它对于明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以及方式会产生哪些影响？
陈文玲：我觉得其实它是有连续性的，用词的改变可能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方式方法上会有所不同。比如说我们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可能更多的就是强调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也要在稳健的基础上适度宽松。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坚持以前已经采取的这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要防止大水漫灌，要更稳、更准、更有效。
比如说财政，我觉得财政赤字还是会和今年持平。2025年我们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4%的财政赤字率，今年全年下来预计也会是在4%左右。这预示着在2026年还会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必要的财政赤字率，还有两个保持：保持债务的总规模、支出总量，这也是必要的，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宽松的财政政策。（所以）总的基调是宽松的，力度是不会减的，而这些政策是保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所必须）的。
另一方面，我们的财政政策是要更加有效，也就是说同样的赤字率，结果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债务规模，投资的方向和结构可能会发生一些调整；同样的支出规模，支出的方向可能也会发生一些调整等等。所以，所谓必要，就是说今年宽松的财政政策还是要继续，要有它的连续性。但是同时要优化它的结构，保持“稳”的同时提高它的准确率，实现结构的优化，这说明我们的财政政策它的力度是不会减的。
我觉得我们的货币政策会更加注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解决存量问题，更加注重把货币政策和我们国家调结构、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结合起来。2026年还要解决存量问题，比如说房地产的问题，民生的问题等等，可能金融支持更多会在我们政策支持的方向上面产生积极的效果。
·消费与投资双向突围，居民增收计划是亮点
中国网：我们注意到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明年经济工作部署了八项重点任务。排在首位的就是内需。会议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其实这也是呼应了这次会议对于“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研判。其实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方案，而且其中很多的举措都可以说是有力有效，也深受百姓的欢迎。但是好像这个消费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那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陈文玲：因为消费不是急转弯的，而是有一个政策的时滞期。当然最根本的，我觉得消费还是受一些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及其购买力的影响。你看我们现在的居民储蓄，实际上已经达到163万亿，达到了历史高点。但是这其中77%是定期储蓄，20%多是活期储蓄。也就是说，居民用于未来生命周期的消费能力的储蓄要大于他近期的消费的意愿，比如我们的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养老支出等等这些支出，未来他要做一些储蓄的准备。
我觉得第一条就是消费的意愿——要有钱，可能还要防风险，从全生命周期考虑。第二条就是即期购买力不足，还是有很多人，比如说就业不充分，个人收入水平下降了，导致即期购买的能力不足，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消费的能力。第三，优质产品的供给不足，结构性的供需不匹配。比如说服务消费，实际上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以后，消费就会从一般的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我们现在的服务供给，特别是优质服务的供给，说实话还是严重不足的。比如说优质文化品的供给，比如说大型演唱会，还有像《哪吒》这样的电影，（老百姓）还是很舍得花钱的。还有像微视频、微短剧、微网文，我看去年光是短剧市场，全国总计下来就超过了500亿。
所以，服务消费的供给，或者情绪价值的供给（还是不足的）。比如现在宠物经济发展那么快，我住的地方，一条街有三家宠物医院和宠物消费的门店。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新的消费需求，我们实际上供给还是很不足的。比如家政服务，我们还缺月嫂，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在从商品的供给转向服务供给的转型时期，供给侧还有待优化。对于消费，我们中央以及各个部委都出台了很多政策，涵盖了包括金融政策、扩大就业等方面的政策。现在要提升消费意愿，一方面就是一定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他们的消费率最高，即期消费意愿最强；再一个就是把原来潜在的消费需求，比如说储蓄到未来的消费需求部分地释放到即期，这点也是很重要的。那就需要我们增加优质商品的供给，优质服务的供给。总之，消费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既有意愿的因素，也有能力的因素，还有制度设计的因素。
中国网：您刚刚提到了消费的意愿和能力，我们注意到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到了要出台城乡居民的增收计划，这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政策）。您认为要出台增收计划，它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我们能够对这个计划有怎样的期待？
陈文玲：我觉得这个计划，虽然就是一句话，但可能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亮点。我觉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计划，要尽快落实。现在这个文件还没出，但是准备出，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
第一，增加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就业、企业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我认为要增加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特别是中小企业、服务业，所以，工资性收入是基本保障；第二，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上），包括农村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包括来自资本市场的财产性收入；第三，（增加）转移性的收入，转移性收入主要还是靠比如国家的福利政策、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家的特殊补贴政策等，转移到一些群体身上，变成他们的转移性收入；第四，就是营业性收入，鼓励农民以及很多的劳动者去创业、去经营，创造经营性收入，当然这部分人实际上占比也很大了，要优化这些创业者的营商环境；第五，要缩小城乡收入差，缩小最富有群体和最贫困群体的收入差，使他们有消费能力，有消费意愿，能够成为拉动整个消费的主体。
中国网：内需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投资。我们注意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要推动投资止跌企稳，特别提到了要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您认为目前民间投资还存在哪些堵点呢？如何提振民营企业的长期投资信心？
陈文玲：我觉得近几年社会投资的意愿确实有所下降，我们政府的投资力度加大，但是社会投资没有大规模跟进，我觉得主要是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不敢投，看不清方向。我投什么赚钱呢？哪些行业能够带来稳定的营收呢？可能看不太准。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包括外部环境都在剧烈变化，而且科技革命将来可能还会带来一些颠覆性的变化。未来到底投资什么才能获得长期的回报？（很多人认为）与其现在跟风投，可能会亏得一塌糊涂，不如等待，看准以后再投。
第二，部分社会资本还是不敢投，这和我们前些年的营商环境有关系。就是投了以后，这些收益（可能）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或者产权保障，甚至出现一些对于民营企业家投资产生的收益、权益的这些损害，我觉得可能也影响了一些企业家的投资信心。
第三，现在有大量的社会投资或者社会资本在出海，在海外寻找投资机会，这其实也是影响我们国内社会投资总规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是双重性的：一方面，走向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投资机会、盈利机会，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另一方面，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其在国内的投资（自然）就降低了，国内的社会资本投资就会下降。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三个原因。所以，一方面是需要我们把民营企业保护法治化落到实处，使它真正能够长期化、制度化，能够可视可见、可预期；第二，还是要提高民营企业对市场的预期，就是真正让民营企业看到，在中国投资，是有很大空间的；第三，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我们统计的指标体系、考核的指标体系。比如说企业到境外投资，在国外产生的GDP，是不是将来要算成我们全口径的GNP？在国外投资产生的制造业产值，是不是要和国内的制造业产值叠加，变成我们中国企业在全球产生的制造业的总值？所以，实际上我们政府要做一些制度的调整以及统计方式、考核方式调整。
·从技术突破到科技产业创新融合：三大科创中心引领未来创新布局
中国网：我们注意到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的第二项也是科技创新，这和去年是一样的。但是可能从过去更重技术突破转向涵盖了行业、人才、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等等更多的方面。那么，会议对于科技创新进行了多方面的部署，您认为用意是什么？
陈文玲：今年特别突出的就是科技创新，一是要培育我们的创新策源地，特别提出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且北京是向整个京津冀延伸，上海是向长三角（延伸），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三个世界级的城市群，将成为我们国家的创新策源地和创新高地与战略要地。这是国家一个非常重大的布局。
在国家的重大区域规划里边，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有长三角一体化，都是要把这三个地区打造成世界级的城市群。今年特别明确提出来，这三个地区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科技创新走廊，从香港到广州，到珠海，再到澳门这样一条科技创新走廊。上海也打造了G60科创走廊，就是从上海开始的，长三角60个城市科技创新长廊。京津冀也有很多的教育资源、创新资源。所以，这三个城市群能够成为我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布局。当然这个布局是在我们已有的基础上，把存量和增量结合起来。
第二个实际上我们要更注重培育新质生产力，包括对我们的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包括我们的战略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实际上就是把人、教育、科技产业融为一体。在“十五五”规划中，其实就把教育和科技创新做了一体的五年的规划安排。2026年是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我觉得实际上就在为未来的五年规划打基础。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