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高校可能有不同的规定，在他们的《学生守则》《学位条例》里都有规定，现在存在淘汰，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都能够顺利毕业。

关于转专业的问题，现在各高校转专业的比例在逐渐扩大。据我们了解一般高校在10%到20%，根据我们对国外的调研，在国外实际上转专业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随意转。这条路是开通的，各个大学转专业都可以，但是实行起来还是有很多具体的限制。

现在国内和国际有很多通行的做法。学生有这个意愿去，那么对于这个系，可能还要考虑你的学习能力。不能说每个院系，即便现在很多的“211”院校，已经按学院招生了，即便在这种条件下，每个学院的容量有限，不可能允许所有的学生无条件的转。所以各高校有不同的做法，大概是10%到20%的比例。

《瞭望》周刊记者：淘汰率有数字吗？

刘桔：我们没有详细的统计。其实也不能叫淘汰率，有的可能留级，有的可能在毕业的时候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补考缺失的课程，然后再获得毕业证书和学士证书。

《瞭望》周刊记者：还有一种途径是要淘汰的，就是根据《学生管理条例》，是不是有规定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再授予他证书，等于让他退学一样。实际这也叫淘汰。我不知道现在新的《学生管理条例》是什么样的规定？

 刘桔：还是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规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想问宋司长，您讲到从90年代初的时候开始学校的合并，从扬州大学开始。到现在十几年了，这个过程中高校合并有没有限制或者设置的条件？另外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像吉林大学，就来回合并，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想请您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宋德民：吉林大学这几年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重点，有些人问吉林大学是不是合并的太多了。我个人这么看，在高等学校发展和合并过程中，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新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需要探索的成分在里面。在当时讨论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两个观点，一是对超大型学校，我们的管理经验不足，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二是对管理超大型学校的管理者水平要有充分的估计。总体看，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上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高校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调整，实现了平稳过渡。

所以在近几年，我们特别注意在院校合并过程中，一方面强调改革的方向性；另外强调合并高校的自愿性。如果目前说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2000年时的看法有什么不同，2000年特别强调政府主导性。在那么多大型高校中政府的主导性是突出的，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强调学校的自愿结合。学校认为合并对于学校的发展更为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予以支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今后还是这样的主导方针吗？如果变成超大型的学校，它的管理水平和各方面可能会跟不上。到底对这个学校是好还是不好？我就听到一个同事说，其实他不是吉林大学，就是合并进来的一个学校，他说没关系，反正我毕业的时候也是吉大的毕业证。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宋德民：我想通过一个例子给你说明这个问题。在90年代初的时候西南有两所重要的学校合并，这在当时两个学校是强强联合的，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在当时的相当一段时期，合并的效果不够好，引发了相当多的矛盾，也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有人说合并失败了，不应该合并。但后来发生了转机，教育部改组的校领导班子派出了能力比较强的同志，结果这个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现在新的四川大学在各个方面进步非常之快。这个时候社会舆论又说这个学校合并是好的。我举的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学校合并后有一个磨合期，对此国务院是有充分估计的。像吉林大学六个或者七个学校合并在一起，它的磨合程度，磨合的难度是大的。现在有人提出是不是当时会有更好的办法，是不是如果采取另外一种路径会更好一些的问题。现在我们来反思这件事情，整体决策是正确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关键还是要想方设法的发展吉林大学。现在种种迹象表明，情况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科技日报记者：高校科研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有关申请科研经费方面，高校的教师有一些说法。我想问一下具体情况。一个是他们认为申请科研经费往往并不是在这个专业领域实力最强的，往往是影响力力非常强的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方方面面的关系比较好，人脉比较好的能够拿到。有些教师认为很多人为了做好这件事情，他可能在这个方面做，而不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科研上。

第二个问题，现在的有些校长说，搞科研可以是没有结果的，他在意的是过程、但是有的老师说，我拿到经费以后可以不出成果，或者出一页报告，这个经费并没有起到作用。这个科研经费到底应该给谁的问题？比如我给了你就没出结果，给了其他人就出结果了。所以这个事情究竟怎么做？

还有一个问题是研究生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是给博导在打工。实际上更多的是学生来做研究，现在很多的博导等于是手里赚着钱，这让很多博士生感觉不舒服。更多的是说我的博导就是为了钱，我不能学到很多东西。不知道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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