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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网友大家好!“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确定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可以普选产生。为深入了解此项决定的意义,中国访谈节目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齐鹏飞教授进行解读。
齐教授您好!感谢您做客《中国访谈》。
2014-09-05 11:40:50
你好!
2014-09-05 11:41:28
继《“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发布后,又通过了香港特首的普选决定,可以说,这在香港民主进程中也是一项非常重大历史性的进步。您如何评价它在香港民主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呢?
2014-09-05 11:41:44
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香港政改问题的决定。第十次会议总共审议了几个大的法案,包括预算法,都是大家所关注的。只有香港政改这个决定是170人全部无一投反对票、全票通过的一个,反映了对于香港政改这个问题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至少在全国人大这个层面。这次会议还有列席的港区12位人大代表,也就是说,这也能反映他们的一个意见。全国人大关于政改的决定,应该说各方面已经期盼很久了。
我们讲香港政改有五步曲,也就是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果要修改的话,它是香港政治体制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因为不仅涉及到香港内部的问题,涉及到香港社会内部各阶层的利益,涉及到香港的长治久安、繁荣稳定的问题,它也涉及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涉及到中央和特区的关系。所以,对香港的政改,中央是有主导权和宪制决定权的,这是香港基本法,也包括中国宪法赋予的中央政府不可剥夺也不可推卸的宪制责任,也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应有的题中之意。所以,对香港的政改,中央有权力对它做出一些规范性指引,给它确定一个大的法律框架。而8月31日这个全国人大的决定,是这个大的法律框架中的一部分。
2014-09-05 11:42:05
我们讲,因为民主这个东西在香港应该说还是个新生事物,在“英人治港”的150多年里,香港是没有民主的,也就是说香港回归以后我们是没有从旧香港继承下来所谓的民主传统、民主遗产的。在“英人治港”的150多年里,对于香港这个政治生态,外界有一个评价,就是香港政治生态是什么?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叫做“有自由、无民主”,就是你可以在这儿看到亚当·斯密所构筑的自由资本主义最典型的蓝图,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他们却没有政治权利。因为香港有选举的东西很晚,一直到了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香港在1997年回归的前景以后才开始有了所谓的选举。1985年,老的立法局才开始有了间接选举,到了1991年才有了直选。而它的所谓最高首长,也就是港督,一直是英国方面派来的,那完全是由港督实行港督的个人独裁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民主性可言的。而香港的民主设计,包括可以有什么样的民主,这完全是中央政府通过全国人大来制定《基本法》给它规定的,包括“双普选”的目标,包括行政长官、立法会两大系统,最后到直接选举,走到普选的这一步,都是中央政府通过全国人大所制定的香港基本法给它规定的。目标是中央政府规定的,它的“时间表”,也是香港回归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3个关于香港政改的决定,也包括这个决定——给它规划出来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的决定明确地讲,201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到了20年的时候,香港是可以普选行政长官的。在那之后,如果这一步迈通了,也可以搞立法会的普选。也就是说,无论是它的目标设定还是它的时间表,甚至它的基本路线图,都是中央政府给它确定的。
2014-09-05 11:42:19
这一次全国人大决定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它在于,它将真正把香港的普选由过去的理论性设计、理想性设计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换句话说,到2017年正好是香港回归20周年,如果说一切都顺利的话,如果人大这个决定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贯彻执行的话,那么就可以走到普选这一步,走到一人一票,就是香港500多万合格选民一人一票选举自己的当家人——选举特首的这一步。这一步叫什么?我一直有个形容:香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普选这么近。
我记得在中共十八大刚结束的时候,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第一次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曾经说了一段大家印象非常深的话:“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句话套在香港的民主发展历史上也适合,就是人大决定出来以后,我们对于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这个美好愿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所以,人大这个决定,我认为它是中央尽最大的努力、以最大的诚意来推进香港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切实的行动。
现在香港反对派抵触的声音很大,他们有个词叫“落闸”、“关闸”,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人大这个决定一出来,就等于把香港的民主化进程给打断了、切断了。这完全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歪曲。我倒觉得人大这个决定是为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开路铺石、保驾护航,真正打开了香港通往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民主化进程的大门。
2014-09-05 11:42:34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2014-09-05 11:42:48
对。
2014-09-05 11:42:57
像您刚才也讲过的那样,在回归17年以来,香港居民的民主权利在基本法的保障下也是稳步发展和稳步进步的,您认为香港目前的民主进程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呢?
2014-09-05 11:43:05
应该说,香港现在的民主发展还处于探索的阶段,我有一个词叫“攻坚克难,不进则退”,它正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时期。因为香港的民主历史比较短,在回归之前的150多年里基本是没有民主发展的一个基础的,是1997年回归以后才由香港基本法启动它的民主进程。回归17年来,中央政府包括特区政府、香港各界同胞、各界人士共同推动香港向民主化进程走,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和成功的。
它选举行政长官的这个大选举团,最早的第一任叫推选委员会,就是选董建华先生作为特首的那一届推选委员会,是400人组成,以后慢慢地、逐步变成选举委员会,发展为800人,一直到第四任行政长官,就是选举梁振英先生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那个选举委员会已经变成了1200人,这个代表性在逐渐地扩大。
立法会最初的第一届直选议员只有20名,然后到24名,到30名,到现届的35名,就是它这个民主成分也在逐步地扩大。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积淀,有了这些作为基础和条件,我们才在2007年由中央政府明确提出,香港到了2017年及其以后可以实行双普选的目标。这个人大的决定,就是希望先把行政长官普选这一步迈出去。这次人大的决定,和各方面的期待是一样的,就是它不仅仅提出来2017年是可以普选行政长官的,而且它对如何进行普选,如何把这一步推动,还做出了一些规范性指引,实际构筑了一个法律框架。当然,里头的核心要素主要是这么几个:
2014-09-05 11:43:24
第一,根据香港基本法第45条的规定,香港普选行政长官必须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提名之后交由普选。这次人大决定非常明确,这个提名委员会的人数、结构、产生办法,要按照现行的选举委员会人员人数、结构、产生办法来规定,它的总人数就是1200人,和现一届的选举委员会完全是一样的,而且它的界别就是四大界别:工商金融界,专业界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界,政界这四大界,每一个界别是300人,总共1200人,这是确定的。
第二,这个提名委员会提名2—3名行政长官的候选人,高限是3个,低限是2个,2—3名这是确定的。要作为候选人必须得到提名委员会过半数的同意,这是人大决定的几个核心要素。这个决定应该说和我们过去人大的历届决定,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我一直讲,香港的政治发展不是英国人留下来的,而是中央政府给予的。中央政府是通过香港基本法,包括它的两个附件,香港回归以后人大先后通过的三个关于香港政治发展的决定,以及相关的“人大释法”共同构成香港政治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大的法律框架,而这次人大的决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这一环走通的话,那香港是可以真正向双普选迈进一步,当然是先实行行政长官的普选。
2014-09-05 11:43:38
关于双普选,香港方面一直存在着争论,那么您认为争论主要存在于哪些方面?如果要解决这些争论的话,需要哪些因素推动呢?
2014-09-05 11:43:50
实际双普选的问题,在香港十多年前都已经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就是究竟这个双普选时间表、路线图如何来建构。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及其之后可以普选立法会议员的时间表以后,双方的争论就更加激烈,更加直接。在一个多元化的香港,对于政治的发展,对于民主政治的建设,社会各阶级、各界别、各个方面不同利益的代表提出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当然,这种争论,这种百家争鸣没问题,但是这里头的的确确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没有达成一个社会共识,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理性互动和沟通。既有坚决主张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规定,在这个基础上推进双普选进程的,也有主张背离这个方向,按所谓的事实上不存在的国际标准,甚至违背香港基本法搞“公民提名”等方式来推进香港双普选问题的意见。这种意见实际上在人大决定出台之前一直争论得非常厉害,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对立,在香港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纷争和政治对抗,也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
这次人大决定出台之前,香港社会内部就有声音,如果像这样长期纷争下去,长期争论下去,如果不能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凝聚共识的话,那香港社会是很难真正地、齐心协力地推进双普选向前走。所以,这次人大决定,为什么不光是原则性地同意,而且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规定。比如刚才我说最核心的几个东西,提名委员会就1200人,候选人就是2—3名,候选人要出闸必须要达到半数以上的。这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好地凝聚共识。
我们讲香港政改是五步,第二步就是人大的决定。第三步我认为在五步里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特区政府要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在再次征求香港各界人士意见基础上要形成一个香港普选的本地立法,而这个本地立法还要到立法会争取通过,要拿到2/3的票数通过,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之前,我们希望是,社会上能够有一个基本共识的东西的,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的认识,那么我觉得人大的决定实际是应该能够起到息纷止争,就是停止纷争,停止争论的作用和目的的,能够把香港双普选,尤其第一步行政长官的普选扎扎实实地往前推一步。
2014-09-05 11:44:00
像您刚才提到,要必须有2/3的立法会议员通过这才有可能落实,包括梁振英也强调,要成功落实普选仍然具有一定的难度,那么您认为这其中最难协调的方面体现在哪里?
2014-09-05 11:45:13
这个难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特区政府是有这个压力的。因为我讲的第二步那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现在做出了这个决定,换句话说已经为未来普选如何走已经规划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那么到了第三步怎么走?很难!我在前不久有一篇评论这样说,“下一步——第三步走不走得出去,能不能走得好,那就要考量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政治智慧、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了。”因为的确第三步是比较难走通的。为什么?很大的一点,就是目前对于行政长官的普选究竟怎么向前推动,香港社会内部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的。
而这种分歧,就现在来看,在短时期内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一个公约数。尤其香港的民主派、泛民主派,他们其中一部分很极端的人士,一直对中央所主导的香港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怀有敌意或者说有极高的不信任感。他们认为,中央所主导的这个普选不是真的,是永远不可期的“假普选”。那么什么是真普选呢?是他们自己界定的,一定能够让反对派人士出闸,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甚至能够当选为行政长官的这种方案才是所谓的“真普选”。但是为了掩饰他们的真实目的,他们提出了一个我叫子虚乌有的“国际标准”来否定《基本法》。
这个“国际标准”问题,我一直说这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呢?
第一,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普选的国际标准。即使西方国家有大家共同遵守的约定俗成的东西,但也未必适合香港这样一个地方政权,因为我们是单一制国家,香港是中央政府直辖下一个地方政权,一个地方政权的选举,一个非政治实体的选举,你怎么能和一个国家的选举相比?这是第一条,就是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标准。
第二,如果有,那是一些在各国的民主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普及而平等。
第三,所谓的“国际标准”,民主派实际上所强调的就是人权公约,就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25条B款关于普选的一些规定,比如一定是定期的,一定是平等而普及的,一定是选举和被选举都不受限制的东西。
2014-09-05 11:45:28
我认为,香港目前的普选,至少我们现在所设计出来的法律框架实际是符合平等的、普及的、普遍的这些基本的原则。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现在民主派一再拿出来说事儿的“人权公约”实际上在香港并不适用,就是当初英国人在的时候,英国人适用了,它又引申到香港也适用的时候,是对25条B款做出保留的,换句话说这一款不在香港适用。这个情况一直被回归以后的新香港所继承,也就是说一直到今天第25条B款,在香港也同样是不适用的,你拿这个东西来说事儿,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为什么现在香港在政改问题上分歧这么大?最核心的东西,我认为就是中央政府所说的,它不是一个民主的多少快慢的问题,不是一个民主路径的问题,而是一个争夺管治权的问题。就是说香港的民主派、泛民主派,你承不承认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对于政治发展的主导权,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2014-09-05 11:45:50
我们提到问题的一个关键核心所在,那么,对于解决这些分歧、克服这些障碍,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014-09-05 11:46:02
我是两方面的意见:第一,我对香港依法如期在2017年落实行政长官的普选还是抱有信心的,这个信心来自于几个方面:
对于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香港社会是有一个主流民意的,有一个共同愿望的,都希望能够看到这一天,因为这对香港来说是前所未有、开天辟地的大事,因为回归20年就可以走到一人一票、500多万合格香港选民一人一票选自己当家人的这个程度,这个西方国家很多是100、200年才完成这一步的,我们是20年就实现了。而且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这也是中央政府对于香港同胞一个庄重的政治承诺,我们都希望能够看到这一点。现在中央政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支持它在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而且也有一个具体的法律框架来为它保驾护航,来实现这个目标。下一步就看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了,考量他们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担当。特区政府应该说在这方面现在是做得非常好的,也在积极地推动这点。
人大决定出来以后,特首梁振英在第一时间表态,他会在人大这个决定的基础上尽快开展第二轮的政改咨询,在征集到各方面的民意之后尽快形成一个关于行政长官普选的本地立法,然后争取到立法会拿到2/3以上议员的通过,争取把第三步迈出去,也就是说特区政府这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的。
而香港的主流民意,或者我认为是相当一部分香港的普通百姓,对于这一点也是非常支持的。非常明显的就是在人大决定出台之前,香港有一个非常大的游行,就是“8·17和平普选大游行”,香港有一批有志之士他们搞了一个民间的组织叫“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他们搞了一个月的签名,得到了差不多超过150万张签名表,既有实体性的签名,也有网络的签名,又在8月17日搞了长跑、献花、游行这么一个大的活动,也超过25万人。实际上表达一种香港支持普选这个声音。应该说是香港的主流民意,我认为还是有这个共同愿望的。
2014-09-05 11:46:11
当然,现在难度比较大的,就是各方面分歧比较大,就是民主派,泛民主派如何来看待人大这个决定。我倒觉得香港民主派现在的的确确是应该有一个换位思考的政治勇气了,因为人大的决定是不可违的,它具有不可挑战的、不可抵触的最高的宪制性权力,就是下一步的第三步,必须在人大这个决定基础上来进行的,你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讨论关于行政长官普选的本地立法,如何更多地扩大它的民意基础,更多地扩大它的代表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目前这个结构,就是这次人大决定所说的维持提名委员会的集体提名的这个决定,包括四大界别维持不变,我觉得还是有充分的道理的。因为目前这四大界别实际上是香港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它有利于各阶层均衡地参与,可以反映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各种社会背景的人均衡地参与到这里头来。任何一方势力都不可能单独做大,都不可能操纵提名委员会,它可以反映香港集体性、社会共体性的一个民意的东西。
2014-09-05 11:46:27
我们在香港基本法第45条关于提名委员会的问题阐释时前面有一个前缀——具有广泛代表性,我认为前面所提到的这四大界别是达到了这个目标的。而这个具有广泛代表性不是说你增加多少人,目前的1200人,因为这些年来都是这样实践的,应该说行之有效,就是说这个方案也是切实可行的。如果说民主派真正是为了香港的民主出发,是为了真正地把香港民主进程推进到这一步考量的话,我倒觉得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因为人大决定出来以后,在第三阶段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不是说完全没有讨论的空间了。比如说我们规定了候选人出闸的必须过半数的这个规定,但是多少人可以入闸,就是有推荐的条件,这是可以本地立法里进一步做的;再比如2—3人,究竟是2人还是3人?这也是可以细化的,如果最后就出来一个人,如何再产生一个有竞争的局面?比如通过第二轮让第二名再出来,这都是可以做的,包括未来这2—3名的候选人怎么出闸,究竟是采取全票制的投票方式,还是逐一投信任票的方式都是可以讨论的。在四大界别里的38个组别如何构成?产生方式如何出来?是不是过去的一些团体票、公司票可以转为个人票,这个组别里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微调,这都是下一步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下一步大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使提名委员会更具有代表性,更具有民意基础,更具有民主化成分这个上来,如果说大家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这儿,我觉得全是建设性的。如果民主派能够走到这一步,有这样的政治勇气,真正为香港能够落实民主,能够实现双普选考量的话,走到这一步,大家有商有量坐下来在一种平和的、理性的沟通气氛中,我觉得是可以把这一步推向前的。
2014-09-05 11:46:59
要达成共识。
2014-09-05 11:47:07
对,要达成共识。
2014-09-05 11:47:35
在决定通过之后,中央政府包括特区政府也都在为落实普选而进行各种各样的努力,那么您认为在下一步具体落实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如何进行落实?
2014-09-05 11:47:45
我觉得五步曲里头,我前面已经说过第二步很关键,这只靴子落下来了,应该说还是以香港的主流民意为依规的,当然,它另外还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有充分的法理基础的。现在关键看第三步如何走的问题,第三步走的的确确是有很大的艰难性。因为香港历史上是有过这方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2005年有一个原地踏步,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一个主流民意了,已经有一个共同意愿了,希望香港的民主化能够向前走一步,但因为反对派议员的集体捆绑,最后导致这个方案的流产,最后导致原地踏步。实际上耽误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到了2010年,我觉得那是有一个大的进步,虽然很艰难,但终于还是迈进了一步,把香港2012年立法会、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化程度的确大大往前推了一步。
我觉得香港人在自己的民主建设方面还是有政治智慧的,他们应该从历史中吸收这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为这次如果第三步迈不出去的话,最后导致普选行政长官落空的话,那么对于香港来说影响会是非常大的。
2014-09-05 11:47:54
您刚才也提到,其实香港的民主建设是自回归之后才正式开始的,您认为香港民主建设为什么要实行循序渐进的渐变的发展过程,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014-09-05 11:48:03
是这样的概念:民主,第一是不可违的,它肯定是要往前走的,不可逆转的;第二任何民主化进程都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尤其对于香港这个特殊的社会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有几个基本大的原则,在香港搞民主,香港推进双普选的民主化进程,实际中央政府有一些指导原则是非常明确的,比如你必须符合香港的法律地位,你是中央政府直辖下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一个地方单位,你是这样一个国家结构和法律地位的一个地方选举;第三要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比如香港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它没有民主传统,没有基本的民主训练,民主发展的历史很短。
另外,你还要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均衡参与,因为香港社会分化还是很严重的,它有不同的利益阶层,既有工商业阶层,就是内地常说的大资本家阶层,这块那是要高度重视的,因为这批人虽然人数并不多,占香港总人数也就不到20%,但它掌握香港财富的80%,是香港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经济中心,作为一个商业城市,作为一个经济城市,这批人是起到很大作用的,那么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是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代表,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体现的。当然,香港还有庞大的中产阶级、草根阶层,社会各阶层,它必须是各阶层均衡参与的过程,要体现一种社会公义、社会公平。另外,香港的民主化发展也要考虑到它有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认为香港最大的价值是它的经济价值。这些东西都得考量到。
这两年,中央又反复强调两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必须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规定基础上向前推进。普选出来的行政长官是必须不能和中央对抗的,必须是爱国爱港者,这些原则都考量起来,这就决定香港的民主发展必须是一步一步稳步向前的过程,因为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我前面说过,西方国家,包括西方很多民主国家100、200年走完的路,我们20年就走到了普选这一步,这已经是非常快了。因为香港的政治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是要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为香港的长治久安,提供一种政治保障,你要达到这个目的。普选并不是一切,不是普选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现在香港人所诟病的香港政府管治能力不高,香港社会矛盾非常大,社会对立很严重。普选不是灵丹妙药,普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考量清楚,就是普选究竟能给香港社会带来什么?那一定要它以最优化的一个方案往前走。
2014-09-05 11:48:31
刚才您也提到,香港它最大的价值是经济价值,包括政治改革就是为了将来更好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么您认为未来香港如何凝聚共识,促进香港长久的繁荣发展呢?
2014-09-05 11:48:50
这几年中央在谈到香港问题的时候一直有这么四句话,叫做希望特区政府、希望香港同胞、希望香港各界人士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民主,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进促进和谐”。第一位是什么?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当然也包括我作为香港问题研究的学者非常着急这一点,就是现在香港越来越政治化了,政治化甚至还越来越民粹主义化了,极端的情绪、激进的主义现在都很泛滥,社会政治对抗很严重,大的议题都被政治问题所包裹。换句话说,它的的确确影响到香港把注意力来放到香港的经济发展上来。
实际上,香港回来的这17年,除了政治上发展不是非常顺利,经济上发展实际也不顺利,就是回归17年,我认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有一个低迷的过程,它和回归前香港经济起飞,当时叫“香港奇迹”那段时间相比,那是没法比的;另外和这17年内地的大发展,我们的和平崛起和快速的发展相比,也是没法比的。回归前,我们世界经济排老七,到2010年我们变成世界经济老二,仅次于美国;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9.4万亿,而且在去年2013年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已经变成世界老大,超过了美国,达到4.2万亿,全世界一年的货物贸易总量是25万亿,全世界一年GDP的总量也就80万亿,但我们9.4万亿,已经占到11%了。所以,和内地的高速发展相比,香港的的确确是比较慢的。就是说,过去香港对我们内地还是有经济优势的,当时现在正在逐步消融。
2014-09-05 11:49:04
比如说我们当初正酝酿“一国两制”的时候,香港和内地比,那经济优势非常大,1979年刚改革开放那一年,我们全国经济总量1473亿,香港250亿,什么概念呢?就是它一个城市相当于我们内地经济总量的总和的1/6,人均GDP的差距就更大了,我们那一年才人均190美元,香港是2500美元,是我们几十倍;到1997年回归那一年这种差距仍然在,那一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了8000亿,但香港也到了1700亿,仍然是我们的1/6,但人均GDP差别仍然是非常大的,我们那一年翻两番了,达到了800元,可是它达到了2.7万元,还是我们的几十倍。
但是到去年就不一样了,回归的这17年来,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小了,去年我们是9.4万亿,它是3000亿,总量变成了我们的几十分之一;而人均GDP,这是过去拉得比较大的,它去年3.8万美元,我们是6900美元,这个距离已经缩得非常小了。所以,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包括我们这帮关注香港前途的香港研究学者,对于香港大量的精力耗费在这种无价值的政治纷争上,而不能把精力集中放在经济发展上,很着急。因为它原来那些优势、特色正在逐渐地丧失。所以,这是很严重的。我们希望香港的政改能够尽快地走上正途,能够尽快地走上普选这一步,能够真正为香港的经济繁荣提供一种真真切切的政治保障,提供一种良好的政治发展环境,这应该是香港政改的一个根本目的。
2014-09-05 11:49:17
为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保驾护航。
2014-09-05 11:49:30
对。
2014-09-05 11:49:39
再次感谢齐教授做客《中国访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访谈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下期再会!
(责编/文字:王瑞芳 /主持人:佟静 /导播:李双江 /摄像:宗超高聪 /图片:杨楠)
2014-09-05 11: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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