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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关于澳门的财产问题
澳门回归不只是接收空政权，包括财产等所有物资以及档案等都要一起接收，这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接，而不是澳葡政府和当地澳门人的交接。因此凡属澳葡政府的公产都要移交，但是有一些人想悄悄地把700套公务员住房卖给一家私人公司，我们发现这问题后及时进行交涉加以制止，把所有的财产都保留下来了。
另：“东方基金会”问题。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怪胎，它的总部注册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经费由澳门娱乐有限公司提供，实际上是澳葡政府和这个公司的权钱交易，这个公司每年纯收入的5%提供给“东方基金会”，由此减少公司的税收，只纳税26%、27%，很低，而且澳葡政府给它专营权。对此澳门居民非常气愤。我们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对方多次推诿，说这是一个私人机构，政府管不了。最后中方提出来，如果没有经过联络小组磋商一致的，超过1999年的专营合约，特区政府一概不认可，这样他们不得不采取措施，该公司逐渐地增加向政府交税，逐渐减少给基金会的资金，最后彻底不给它提供。
问题六、几个特殊问题
《联合声明》中有一桩挂起来的悬案，就是澳门部分居民的国籍问题。由于两个主权国家的国籍法发生了冲突，无法调和。我们研究、磋商，研究、磋商。最后我们提出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本人意愿，持有葡国护照的这部分居民自由选择国籍，但是只能选择一个国籍。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不登报，不宣传，悄悄进行，保持稳定。 对此双方达成一致。
第二 居民身份证问题。澳门居民持有葡萄牙身份证，上面有葡萄牙共和国字样，有葡萄牙的国徽、国籍、年限，即“四有”，但是过渡期以后，便不能再使用葡萄牙共和国身份证，这个问题必须在过渡期内解决。经过研究，我们提出把“四有”变成“四无”，即只有姓名，无国籍，无国徽，无期限，无葡萄牙共和国字样，就是澳门居民身份证。这样也为选择国籍有了充分考虑自由选择的时间。
第三 未曾列入联络小组日程的突发事件，即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葡方对此十分关注，急电“召见”我到里斯本去会晤葡方一位新任组长。由于用词不当引起去与不去之争。鉴于英方已经单方面宣布停止了中英联络小组的工作，葡方可能也在犹豫之中，我认为我们应赴里斯本说明真实情况，坚持中葡联络小组工作照常进行。经请示后，我和外交部主管澳门事务的王西安处长飞往里斯本。双方组长一会唔葡方就指责中国发生的问题，又指责中方对澳葡政府编织一个控制网进行干预等等。对此种种指责，我作了耐心的说明，最后概括中方的态度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政策无变化；中国对签署的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无变化；中国对澳门的方针政策无变化；中国发生的事情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中葡两国应考虑两国友好合作，考虑澳门的稳定，不需要受别人的影响。关于所谓中方对澳葡政府控制和干预的问题，这不是事实。
葡方又提出，由于北京风波事件，影响澳门不稳，今后，中葡联络小组的工作方式不再是平等伙伴关系了，而应由葡方主导，中方应给予配合。对此，我指出，中葡联络小组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双方进行友好磋商并达成一致解决问题。葡方应习惯于这种方式，不应视为干预，坦率地说，有些问题单靠任何一方是无法解决的，必须由双方共同解决。有些问题未及时解决，是由于澳葡政府工作效率不高造成的。凡是合理的中方都给予支持。
葡方又提出：中国签订《联合声明》的人下台了，《联合声明》是否还合法？对此，我说，“中国有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换了，营房还存在。《联合声明》是两国政府代表签署，两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送联合国备案，是国际性的文件，是不可动摇的。”经过做工作，最后双方达成一致，如期举行联络小组全体会议，但开会地点由澳门改在里斯本，我们认为开会地点不是原则问题，同意了葡方的建议。中葡联络小组工作未发生中断，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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