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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重被安排到炊事班工作。和很多来自上海的同学一样，周文重不太会做饭，但因他做事认真又勤奋好学，不久就成为炊事班的班长，负责全连的伙食。
在炊事班里，周文重认识了一个来自北京广播学院的女孩，谢淑敏。
白文英回忆，当时，谢淑敏是做饭的好手，属于炊事班“主力队员”，对辅佐周文重干好炊事班的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也就是从那时起，二人开始相知、相恋。
“从瑞典留学回来的谢淑敏眼光很高，一般人很难入她的眼，看上周文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文重的优秀。”白文英说，“那时，周文重小伙儿挺帅。”
1970年，锻炼了两年之久的周文重，被正式分配进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从事翻译工作。
在外交人员服务局，因工作出色，周文重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被领导点名表扬。“要知道，当时外交人员服务局，当翻译的就有几百号，能被领导点名很不容易的。”白文英说。
1973年，周文重等来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机会——赴英伦留学。
其时，“文革”正轰轰烈烈，主持全面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富有远见地与英国首相达成协议：向英国派一批留学生。周文重有幸位列其中。这批人中还包括龙永图、杨洁篪等。
30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第一次跨出国门，周文重感慨依然。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到了发达国家一看，各方面都和中国很不一样，所以也感到很新鲜。那段学习经历对我个人来讲也是很宝贵的。我们学习了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学科，有机会了解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基本理念和主张，这些对于我以后的外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外交生涯的开始。”
经过两年清苦的留学生活，周文重回到了国内。这时，他30岁。
1976年，他被调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了邓小平、叶剑英等许多重要领导人。
“小平同志讲话非常口语化，很简洁，但意思深刻，给他做翻译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在翻译之前，他会告诉我们他会重点讲什么、什么问题、重点词，这就给了我们提前准备的时间。”
“我记得有一次美国华盛顿乔治顿大学代表团来访，团长是曾当过前总统卡特特别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当时小平同志第一次用了‘一国两制’的说法，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解决香港、台湾问题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这是一个创举。”
“一想到领导人的思想意识是通过自己的传译才使得外宾有所了解，感到是一件很欣慰的事。”周文重很看重那段做翻译工作的时光。
中澳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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