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由中国网和伦敦书展官方网站联合采访的《中国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李虹霖。一年一度的伦敦国际书展即将来临，我们中国是今年伦敦书展的主宾国，所以这次书展对于我国的作家和出版商来说意义重大。中国外文局也叫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这次伦敦书展重要的中国展商。我们节目邀请到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先生，请他和我们谈一下外文局为这次书展所做的准备以及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周局长您好，欢迎您做客《中国访谈》，和网友打一个招呼。
周明伟：各位好。
外文局六大类图书亮相伦敦书展
中国网：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说过，“中国书展要走出去，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形象，更关系到企业的自身发展”，我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外文局为了“走出去”都做了哪些努力？
周明伟：柳斌杰署长对于国际书展的描述，既是国际书展的基本功能，也是我们参加国际书展的定位。在文化交流的国际大舞台当中，对中国信息、对中国文化了解的需求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希望了解中国，希望获得中国信息，了解中国各种各样信息背后的文化渊源，这种需求前所未有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同时，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要向世界呈现中国文化同世界文化可交流的相同和个性的地方，本身对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化交流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我们重要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推介中国，也是中国文化发展本身的需要，这个定义我觉得是对的。
中国外文局在过去60多年，专业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出版文化交流，积累了很多心得，比如中国文学作品，相对来说是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程度或者感兴趣程度一直比较高的内容。就像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了解世界文化一样，大多数人首先是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的。我们小时候看到俄罗斯的文学（作品）、英国的文学（作品）、法国的文学（作品）、美国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了解这个国家基本的人文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我们向世界呈献中国也是如此，包括中国传统、中国经典、当代中国文化不同特质的表达方式，（这些）都构成我们借国际书展的平台向别人推介自己，同时感知世界图书市场、世界文化的新特征（的重要元素）。参加国际书展，不仅能够推动我们了解国际书市的重要信息，也能帮助我们集中资源，有针对性地向世界读者提供切合他们阅读习惯的图书。
中国网：其实每一年的书展无疑是“走出去”的好机会，作为2012年伦敦书展的中国重要展商，外文局为这次展会做了什么准备？
周明伟：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伦敦书展同其它大型国际书展有它相同的地方，也有自己特色的方面。同时，作为主宾国和一般的参展国，也有它不同的地方。首先，伦敦书展应该是品牌最久远的书展之一，相比其它几个大型的图书展，比如法兰克福书展，更多地倾向于英语类的读物。英国本身是图书大国，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有更长久的出版历史和更丰富的出版资源。
英国人的阅读能力也是排行在前面的。对于一个阅读大国和出版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家扮演一个主宾国的角色，既是一个极佳的机会——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有能够吸引别人影响别人的非常丰富的资源；同时也是很大的挑战。目前我们无论是硬资源还是软资源，同他们相比还是有很多差距。因此，要参加好这次书展，我觉得是一场挑战。
中国网：对这次书展，您对外文局的表现有什么期望？
周明伟：外文局在整个中国对外图书交往过程中，这些年始终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首先是由外文局本身的特质决定的。我们很多代人共同的努力，就是要用别人的语言展现中国文化的精深博大，使中国文化能够同世界文化交流一些精彩纷呈的内容，能够让别人有兴趣，能够吸引别人，同时又符合别人的阅读习惯。因此，这些年我们一直非常重视对外图书的交流，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平台就是参加国际书展。
外文局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参加国际书展的机构，因此有多年的历史。我们参展的重要特点是我们主要提供外语图书，最多的时候有40多个语种的图书呈献给全世界的读者。今年我们参加国际书展同以往相同之处是大概80%以上的图书是外语图书，整个计划带出去展示的图书大概超过900种，其中80%是外语类的图书。我们提供的外语类的图书大概占中国参展外语类图书的70%以上。
今年我们带出去的图书大概分六个板块，或者是六大类型：
第一，中国的经典读物。主要是中国经典文化，比如中国的针灸、中国的推拿、中国的健身、中医中药，这是西方社会始终对中国保持高度兴趣且经久不衰的图书类型。
第二，中国的经典文学。外文局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把中国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推介到世界上去，比如《红楼梦》、《水浒》、《三国》、《西游记》，也包括其它一些传统的为世界所关注的经典作品。
第三，当代中国文学，也是国际阅读界比较关注的。当代中国文学的作品可以从鲁迅开始，一直到现在比较流行的中国的小说，可以直接看到过去100年中国文学作品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变革。
第四，有关当代中国的书籍。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最有兴趣的一个领域，反映中国的变化，反映中国的现状，反映中国是怎么在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过程中，从一个GDP总量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无足轻重的国家，经过30年的变化，上升到国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关于中国在整个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变革和发展趋势的书籍。关注中国是靠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政治理念，靠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推动，进入到国际社会，并且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等等。也就是说要应对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关注的议题，政治、经济、文化的议题。
第六，汉语学习方面的书籍。围绕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方面，我们这次带去了一些图书，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一套汉语教材，涵盖43个语种，是目前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学习汉语的教材中语种最多的一套，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
这六方面的图书在书展上有一些是针对图书经销商的，有一些是针对版权贸易的，我们希望通过版权贸易的方式介绍国外读者看有兴趣的图书。有一些肩负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展示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出版大国的形象。我们参与书展的目的首先是展示中国形象，通过出版方式展示中国形象。同时通过书展的载体推广中国图书，让更多读者有兴趣阅读中国；通过销售图书和版权交流的方式，使得中国有更多充实有效的载体，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一个方面是推销中国，介绍中国，推介中国；同时也是了解国际出版市场的极其重要的机会。
因为这样一个大平台，这样一个大型的一流水平的国际书展，我毫不犹豫地相信对整个出版业，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技术还是理念，都会带来很多对我们未来发展有启发意义的影响。
文化“走出去”的三大要素
中国网：这次书展能够激励更多中国作家和出版商向世界呈献更多更优秀、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
周明伟：是的。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需要中国信息的愿望是强烈的。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能够向读者提供信息的能力，无论数量还是内容都远远跟不上。就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跟很多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呈献我们的出版物，满足国际图书市场的需求，大家认为基本上是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资源呈献给国际读者，应该说我们可以呈献的内容非常多，但是哪些是有针对性的适合国际读者的内容，需要足够的遴选。我们向世界呈献中国文化，必须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能是简单的单向推介的过程。单向推介的过程往往可能会导致卡拉OK式的，只要自己觉得唱得很开心就可以了。对外文化交流很重要的要求和它的特质，是你必须要了解别人希望了解什么，或者你希望通过什么方式引导别人关注你什么东西，因此内容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原因，中国文化能走多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多大程度上能够翻译好这些作品。中国文化能不能“走出去”，在国际平台和别人进行交流，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是一个难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瓶颈。因为中文尽管使用的人数最多，但是在国际大的语种当中是一个小语种。至少目前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更多的需要我们用别人的语言推介中国的文化。我们主动翻译一些东西，这些翻译的过程不是简单语言转换的过程，它必须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否则，同样的语言翻译上字对字的翻译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就像我们翻译很多笑话一样，你翻译的语言没有错误，也很准确，但是就是笑不起来。
中国网：不知道好笑点在哪里。
周明伟：这是文化背景的作用，这些作品的翻译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创作的过程，目前这个过程还是非常艰难的。实际上是影响我们“走出去”，能否发挥“走出去”作用的很重要的环节。
第三个原因，用商业语言来说就是发行市场机会。我们很多产品翻译得也不错，但是在国际阅读市场上影响力有限，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我们的作品内容不吸引人，而是我们目前的出版难以覆盖，或者没有能力覆盖发行系统。在西方，像英国这种发行市场已经非常成熟的国家，我们的市场覆盖能力非常有限，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我们进不了它的主流发行渠道，很难说我们的作品会有大的市场影响力。没有市场影响力，我们作品的影响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上述三个环节，单一的环节目前我们都有一些人在做。但是图书产品要走出去，它需要的人才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人才，而是复合型人才。懂读者需要什么，知道文化差别和文化交流的基本元素和特征，同时有市场理念，有市场手段、市场经验，这是我们目前软肋中的软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比单一的翻译人才的需求可能更大。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通过不断合作，不断交流，不断实践，才能比较快地培养出复合型人才。有更多的复合型人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同别人打交道，能够满足我们图书走向国际市场的整体需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数字出版改变阅读方式
中国网：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我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看电子书，尤其一些年轻人，有人还预测十年内电子书会取代纸质书？
周明伟：总体上电子书会逐步增加，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哪一个群体，哪一类读者，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语种会发生多大程度的变化，不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就各个不同年龄段来说，我相信现在15到25岁的年龄段，在未来他们的事业发展和人生道路上，电子书的数量应该是绝对多的，或者说在他们阅读传统读物、数字读物的比例当中，数字读物绝对是多于50%的。而在35岁以上或者是45岁以上，可能会比例不一样。但我相信不同类型的图书需要的呈现方式也不一定一样，有一些印刷类的图书我相信会永远存在，有一些比例降低，但仍然会并存。就目前情况来看，新技术的发展确实带来了阅读方式的极大变化，如何适应这个变化对我们出版业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中国网：您个人平时阅读是倾向于电子书还是纸质图书？
周明伟：大概纸质版还是占到60%，这同个人习惯有关系。我选中的图书我希望通过精读的方式，看得比较仔细，有时候做一些评注，这样比较方便一些。快速阅读，流行读物，现在大部分通过电子阅读实现，特别是旅行时，带一本电子书，基本上包罗万象，阅读的选择性、跳跃性是原来的读书方式没有办法实现的。
中国网：读者在乎最多的不是书本的形式，而是实实在在的内容，是不是给我们增加更多的知识和感悟？
周明伟：对，这是一个读书能力（的问题）。现在书实在不少，到书店去几乎想象不出来还有什么书找不到。但是稍微仔细看一下，还有很多书实际上读下来会失望，它的标题和应该呈现的内容不相符合，因此读书第一个本事是挑书。
读书能力已经成为现代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学习能力首先体现在读书能力上。如何读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你能读出东西来，你有自己的感悟，你能学以致用，能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评判，这还是一个终身能力的挑战，要学一辈子。
中国出版业进入微利时代？
中国网：有人说当今中国出版业进入微利时代，您是怎么看待当今中国出版业的？
周明伟：微利是一个事实，能够持续多久还有待于观察，是不是永久的是微利时代，我不觉得是。五年前，它是利润比较高的行业，现在确实不是。对读者来说，如果价值同它的呈现方式一致，微利意味着对读者有利。
要实现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必须靠好书，必须靠有持续吸引力的图书，通过提高影响力和市场的份额来提高利润，而不是简单的靠多出书解决利润问题。出好书是提高利润，实现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要手段。阅读市场对中国来说，无论是相对于发达国家平均的阅读能力，或者是我们本身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学习读书的要求，这个市场都还是刚刚开始。如果我们阅读的能力有所拓展的话，我相信这个市场的吸引力还是在那个地方的，还是现实存在的。
中国网：出版业就是为读者读书把第一道关，作为一个出版人，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周明伟：最大的使命还是应该有阅读的使命感，鼓励别人、帮助别人阅读的使命感，这个职业的基本特征是你要通过个体的劳动让别人读，有这个使命感和没有这个使命感不一样。尽管有一些人做书可以做得很热闹，但是它缺乏这种阅读核心的需求。阅读的人需要阅读文明的成果，因此要呈献能够对人、对社会有益的，能够带来启发、带来启示、带来感悟的形式，这可能是出版人最重要的责任。任何偏废的或者是单纯的追求利润，或者是迎合某一个时期某一些受众的偏好，都可能误导读者、误导社会，这是不负责任的结果。因此对出版人来说责任很高，本身的文明程度、文化程度，对文明和文化理解的程度，他表达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到别人对文化，对文明的了解，对过去、现在、未来的看法。
中国网：其实我相信通过出版，可以引导社会大众去阅读，去拥有更多的精神食粮。我现在手里有一份中国出版科学院研究所对全民阅读的调查，它显示，我国国民每年人均阅读量仅为日本的1/9。看完这个数据我心里发凉，您认为什么原因造成巨大的差距？
周明伟：有些数据不一定能够真实地反映问题，但是基本事实我相信是如此。因为阅读能力是同平均的教育水平有关系的，同文化上的理解和传承是有关系的，中国对教育、对文化传承的重视程度在全世界各个民族中是排在前面的，我们重视教育，重视文化传承。
目前，阅读的数量如果有差距，我相信直接原因还是教育水平、人口基数不一样。如果你选择的区域不一样，数字结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平均教育水平较低同我们主体人口超过50%以上在农村还是有关系的。但是近年来中国的教育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这个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还是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共同努力，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阅读率、阅读量，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种民族精神来倡导，使学习成为民族素质、民族精神的一个具体的要求或者是追求。
中国网：您有什么好的办法提高我们的全民阅读率吗？
周明伟：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基本上我觉得是取决于教育。教育水平不提高，简单地说提高阅读率可能是空中楼阁，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完全是靠钱的问题，不能说完全不靠钱，但是完全靠钱是一定解决不了的，还需要整个社会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使命，很重要的挑战。
中国网：我们不仅要多读书，您刚才说的会挑书，会读书，读好书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读书生活和感悟吗？
周明伟：读书第一个挑战是挑书，提高自己挑书的能力是在目前众多图书资源当中、在有限时间里汲取有效信息的第一个要求。（挑书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挑书过程中提高的，是满足自己对知识和能力增长的需要，同时能够引导或者是启发自己学习的一些新方向。
第二，要有一些基本的读书的办法。在学外语的时候常常要求精读、泛读，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要有意识精读一些书，同时要有极强大的泛读能力。因为现在信息太多了，没有一定的泛读能力，浏览图书的能力，实际阅读量上不去。在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泛读能力现在显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你适应不了，很多你是学不会的，或者你会失去很多可能应该也能够掌握的信息。我觉得每天有一些快速阅读量，同时要静下心来安排一点时间琢磨琢磨。
中国网：不能浮躁。
周明伟：不能浮躁。如果偏废经典图书精读的基本功，我们就可能无法了解和驾驭一些市场价值不是很突出，但是对市场影响力比较大的重要信息。我还是喜欢精读一些书，放大它的效益，提高举一反三的能力。
中国网：您最近看过什么比较好看的书吗？
周明伟：我偏好国际关系方面的书，这是我个人的爱好。现在国际社会当中很多交往、交流、交锋的内容和形式是以前没有过的。它的复杂程度足以使得（你）必须去了解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我现在的工作还需要很多关于业态变化、业态发展趋势的书，我也还是愿意读。
中国网：节目最后请您为2012年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官方网站说一句赠言。
周明伟：说不上赠言，我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实现我们的使命。
我们这次去就是感知国际书市的信息，同时呈现中华出版的精彩，这是我们参展的使命和任务。
中国网：周局长，感谢您做客《中国访谈》，希望今年伦敦书展中外文局的活动和书籍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