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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泽民驻匈牙利3年，与其说是外交大员，不如说是不穿军装的政委。他在与匈牙利民间结谊的同时，与苏联霸权主义和匈牙利亲苏政府做着激烈争吵。1963年，柴泽民与匈牙利依依惜别，转任驻几内亚特命全权大使。从一个物质生活相对富有的国家，转向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十分落后的西非小国，反差极其强烈。
鲁豫：派您去几内亚您当时心里面是有点不太愿意去的吧？
柴泽民：对，当时，他是进步的社会主义，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是没有私人企业，他把私人企业统统都没收了，都停业了，都建立了国营企业，结果国营企业条件很差，国营企业上面没有东西，只有几瓶茅台酒，你想茅台酒没人喝，咱没人请，其它东西一到就抢光了，所以他很困难，以后他开始不行了，他又开放，摆摊贩，就有好多人做小买卖的都来了，这一下子经济上又繁荣了，一繁荣以后他又把那没收了，又搞社会主义。他就这样干。条件不具备就搞这个东西，跟我们祖国也有相似。我们一段时间就是完全合作化，整个把小摊贩一个晚上都没有了。
6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几内亚没有太大区别，收成上也并不富有。但为了道义援非，也为了获得国际社会上的投票支持，中国勒紧腰带，向非洲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从柴泽民旅任开始，中国向几内亚先后派遣了17支医疗队，帮助他们建起了农业技术试验站和推广站，帮他们种植水稻、茶叶、甘蔗。直到今天，由中国人援建的人民宫和水电站仍在这个西非国家运行着。
鲁豫：那个时候，从双方关系的重要性来说，中国跟匈牙利的关系应该比中国跟几内亚的关系要重要吧？
柴泽民：那当然是。那个时候，我们很重视第三世界。所以我们帮助他，建立一个卷烟火柴厂，就是抽烟的，卷烟火柴厂这么个厂子，援助一个水电站，搞了一个水电站，以后还搞一个人民大会堂，以后还搞一个体育场。他召见你，他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要东西。
鲁豫：那您怎么办？向您要东西，你怎么办？就向国内报告？
柴泽民：一个教育部长要见我，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当时他理你，他跟别人谈，别人谈完别人走了这才跟你谈，他说什么，大使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开展美术科，现在开一门美术科画画的，现在我们没有纸，画画的那个纸，也没有那个笔，是不是中国提供给我们，这个东西他们也要，一缺乏什么东西他就召见你，一谈完他就不理你了，他就跟别人又谈开了，他就把你甩开了，你赶紧走吧，那就那样子，所以说他也不遵守时间，约定的时间你去了以后就要等着，等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那儿谈完了，他才来。所以我们都习惯这个了，所以等吧。
1966年冬天，中国的政治气氛依然爆热。尽管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使劲手段，“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还是烧到了外交部。1967年初，外交部下令驻外使馆全部人员分两批回国。柴泽民驻几内亚大使任期虽然未满，却不得不中止使命，回到北京。
柴泽民：我们回到国内。一到飞机场，我一看这形势就不对，过去下飞机之后，因为我们爱人先回来嘛，她回来要到机场去接接我，外交部门也去一些人去接接嘛，一看什么都没有人了，就是司机在那儿，司机开车司机来接来了，以后我看见我们使馆的机要员在那儿站着，过去握手说你好，手回去，不跟我握手，划清界限。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办法就只好坐上车回了。实际上这是造反派说了，回去还不要回家，先到造反派那儿去，我说好吧，先到造反派。一到那儿以后呢，使馆那些，整个分成我们四十几个人，我们分两批，这一批二十几个人，就喊着口号，打倒柴泽民，打倒我呢，一进门先来一个下马威，喊一些口号，就让坐下，到屋子里面先背语录，背毛主席语录，我这个也有准备，我在飞机上我想着回来以后一定要叫背语录，我就背了两条语录，到那儿的时候我先应付一下，结果就背语录，结果一下子忘记了，一条语录也背不出来，结果这下坏了，就斗，被批了一顿，对毛主席不忠实，资本主义当权派，斗了半天。这一会儿天已经很晚了，下飞机是九点多钟，十点了，斗完已经快是一点钟了。好完了，回去吧，明天六点钟来的扫院子，扫屋子，六点钟就到，现在已经一点钟了，回去睡不着觉，天就明了，那么早就忙啊。不行，别说闲话，一定要六点钟来，来不了非斗争你不可。没有办法。所以说回去吃点饭，还没有磕睡呢天就明了，赶紧就往战斗队跑，到那儿时候找笤帚，找个笤帚扫地，扫完地开会，召集开会，这一开会就斗争，一见大门上，很大的大门啊，上面贴着一张大字报，就是我一个人的大字报，就是说彭真的黑爪牙，彭真派到外交部，要破坏外交部，捣乱外交部，讲了很多这些话。
国内形势让柴大使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这些跟着毛泽东在战场上和外交界冲杀了一辈子的人，如今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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